让你大开眼界 揭密海外中共特工和线人诡异生活

当今中共特务头子周永康

2007年, 自我1986年来德国, 已经是二十一年了。我不仅没想去买电脑, 还幻想着有一天去美国中部的“阿密续”农村当农民, 好好体会那不要电, 不要机器的“原始”生活。

二十一年来, 我几乎和中国人没联系。突然有一天, 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外星人, 似乎有点不妙, 怎么也得和一个地上的人通通话呀。

谁呢? 于是想起了一个叫“小鸭子”的。那是在一位台湾朋友回台的聚会上, 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当时大家都冷场, 唯有他“呱呱呱”地说个没完, 裤角一高一低(那天下雨)还沾着泥; 他又对我说, 他在文革时去黑龙江省农村插队, 听说我和两个弟弟就住在几十里外, 有一次特别想去找我们。他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所以对他特别有好感。一晃又是十好几年了, 却不知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拜托”欧华导报”主编钱博士转信, 才得到了小鸭子的电话号码。

乍一通电话, 他说了说这些年国内外名人的一些事情, 我除了“啊?!”, “啊?!”, “啊?!”之外, 简直就不知该说什么。

由于还想听听, 次日又给他打电话, 正说着, 身为“忙人”的他, 另一电话铃声响起, 他对我说:“别撂, 我这就完。”

于是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对另一个人说:“我正和遇罗锦通电话呢…。。”

他返回来对我说: “知道W吗?”

“W?”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W呀!”

“可我不知道啊。”

“是呵是呵, 我忘了你是秦朝人了。他一听是你, 忙说向你问好呢。他说是你‘冬天童话’的崇拜者呢。”

“他怎么大名鼎鼎了呢?”

“他关在疯人院里十三年哪! 世界知名啊。他来德国之前, 海内外也是造了挺大的舆论呢。海外也是一个劲儿要求中共放人, 才把他放出来的。”

“他在哪儿工作?”

“德国人权协会。”

打完电话我就琢磨: 一个人在疯人医院里十三年, 听说在中国, 不疯的人都会因被迫吃药而变疯, 他怎么竟然能象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呢? 而且还是在人权部门? 至于他是否是我的读者, 我却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我又给小鸭子打电话, 他很快给了我W在单位的电话号码。

“噢, 遇大姐, 大姐, 大姐, 想你想你! 今后就叫你大姐好吧, 想你想你!” W的开场白竟是这样, 高兴得语无伦次。

他热诚而又坦率地问东问西。听得出这中年男子粗咧咧的话语, 不象是有太高知识的人; 好象是个小学水平的普通工人。

“我很好奇,”我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在精神病院十三年, 都受过什么罪? 为什么你的神经这么强健, 没被逼疯? 不是天天都得吃药吗?”

“你得顺着他们,”他平静地轻描淡写地说:“不吃药, 也睡不着, 也太吵。”

“怎么吵呢?”

他再也不想为此多说半句话, 反而问我2001年去美国时的见闻, 都和谁见了, 住在谁家, 都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又问国内的什么地下教会和一个什么党……

我以为他要去美国找工作, 所以就有意识地说些那边工作很不容易找的话; 至于地下教会和什么党, 我更是一无所知。他不置可否, 只是问问问……

瞎聊了好一会儿, 他给了我一个家里的电话, 一再嘱咐要我每周给他打两次电话, 说最好往班上打。

结束时竟又是“想你想你想你”并伴随着空中接吻式的几声。

打完电话我就回味, 他可一点也不象是精神有毛病, 但为什么被关在了精神病医院呢? 他只是问问问, 却从不说自己。他除了那句“得顺着他们”的话之外, 再也不想提半句关于十三年的精神病院的生活了, 这有点让人奇怪。比如, 哪怕他说一句: “大姐, 别提受的那个罪了!” 也符合实情啊。

次日, 我试着打他家里的电话。通了之后, 没人接, 两响过后, 只听轻微的“嘎嗒”一声, 象是换了机; 声音似乎比较远了, 一声又一声地接着响, 还是没人接。我只好撂下。因是手机, 好奇地去查看这几响花了多少钱, 竟是三欧元!

我只好打W单位的电话。他说, 现在正忙着接待客人, 他约好今晚九点正, 让我给他往家打。

“怎么上午给你往家打时”---- 我说了那电话如何奇怪的经过, 并问他是怎么回事。

“姐姐,” 他的语气严肃而神秘: “我要是说了, 会吓着你。”

我噤声, 也不再问。他无形中给我引入了神秘中。我昨天的半信半疑,象许多五光十色的闪亮的小灯, 只差没有答案。

“姐姐,” 他亲切地叫着: “你不怪我这么称呼你吧?”

“不怪。”

“姐姐, 你的身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能告诉我吗?”

“那不是都在我的作品里写着吗?”

“我忘了, 你的作品叫什么来着? 叫---”

“ ‘冬天的童话’, ‘春天的童话’。”

“噢---, 对了对了, 它们写的是什么来着?”

他撒谎。他明明没看过我的作品。我只好大概地说了说。

“噢---, 对了对了, 是是是, 我想起来了!”

但他关心的不是我的作品, 他关心的还是我见过谁, 说过什么, 做了什么……

我们提起了一个住在美国也算是很有名的做过牢的人, 我突然说: “他是特务。”

W猛然卡住了; 他竟卡得不吭一声, 象死了一样。

我也卡住了, 我明白他的卡住意味着什么--- 这突然使我想起一幅三十几年前的图画: 我抱着刚出满月的儿子住在北京婆母家, 无意中说了一句一位熟人“他是小偷”, 全家几口人突然都卡住了, 屋里死寂的气氛凝固且敌视, 因为这个词汇太忌讳了!

恰恰此时的“特务”一词犯了大忌。我明白不能这么僵持着, 于是装做没在意地赶紧说些别的, 扭转了僵局……

我明白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不再让他老是问我, 我改为老是问他。

“你说你在德国打了几年的黑工?”

“是呵。”

“我不太相信。德国是最重视这一点的, 何况你是在人权单位的事业单位。这怎么可能呢? 警察就没查过户口?”

“查过。每次我说要去申请政治庇护。”

“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请?”

“我还没考虑好。姐姐, 你说我应当申请吗?”

“当然。既然当初海内外给你造了那么大的舆论你才出的监狱, 你竟不去申请政治庇护? 你又靠的什么留下来的呢?”

“人权协会里有人嘛。德国负责人对警察说: 他如果回去, 就会受到迫害。”

“那你说的什么呢?”

“我说, 还打算回国和中共对着干。”

呵, 利用德国人最反感外国人政治庇护的心理, 他在德国人的眼里成了真正的英雄。

“可你的德语不好, 怎么就非要你不可呢? 一周才干两个半天, 才挣四百欧元临时工的钱, 有多少大学生也可以胜任你的工作啊。”

“对, 姐姐, 我是特殊人物啊。他们没有我的光辉经历啊。”

“为什么不做满工时?”

“那就得报税。我还没居留哇。”

“永远是临时工?”

“不由我说了算哪。”

我又明白了: 没出事便罢, 出了事拔脚就可以走人。

这人太傻, 不适合当特务。要是精明些的, 他一定会说自己做的是满工时, 到了退休时会有多少退休金, 说的全象真的似的; 就连公安部让他与”同工种”伙伴合住的大房子, 他也会说是自己买的(自然谁也不许进); 那种有心机的人不到最后一天都难露马脚。而这W, 才两个电话就露了马脚了。

似乎他感到我知道了什么, 于是不再问东问西, 只说他自己: “姐姐, 你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

“不知道啊。”

“我最想做的, 就是希望有个人天天用靴子踩我的脸, 用鞭子抽我。”

“你说的是‘多米尼克’?” (注: 在德国专门以“虐待人”为职业的妓女)

“是。我只要有点儿钱, 就全花在那儿。”

“听说去一次很贵呀。”

“我女儿也挣钱。不够我跟她要。”

“你太太呢? 她工作吗?”

“不工作。她刚跟我分居了。”

“为什么?”……。

电话打了两个小时(我的手机很便宜, 打座机, 多久也是0.29欧分), 我们都累了。他最后伤感地说: “姐姐, 我要是说点什么, 你可不许生气。”

“你说吧, 我绝不生气。”

“姐姐, 你保证不生气我才说。”

“我绝不生气。真的。”

“姐姐,” 他沉痛又幻想地说道: ”我只想和你坐在半山腰的一片草地上,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看着远处, 我把头枕在你的怀里, 你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听完之后, 有一两分钟我们都没话。我和他道了晚安。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电话。

然而, 就是他那句最后的话, 竟使我一夜没睡好: 他是特务。他的心是苦的。他的苦太深了, 他的恐惧太深了, 他的被迫和无奈太深了, 深得无法向人诉说。

次日一大早, 我不管小鸭子“上午不能打电话”的嘱咐, 坚持要他听完。我把断定W是中共派进德国人权协会的特务一事的经过全告诉了他。

“呀, 呀,”他说: “其实好多人早就怀疑他。他专门打听别人的事, 所以我不爱理他。反正他问我什么, 全不知道。他也就不爱来电话了。凡是在大家聚会的公众场合, W就没完没了地给大伙儿照相, 有人不止一次看见他进了中国大使馆。什么人才进大使馆哪? 有时候他还傻呼呼地跟别人说哪: ‘你要是不方便, 我帮你送进大使馆去。’”

假如仅仅是与W的两次电话, 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的。

给小鸭子打了电话的当晚, 约九点钟, 电话铃突然响了。

“谁呀?”

“你是遇大姐吗?”

“是。”

“我是W的太太…… 大姐, 我太痛苦了!”

就因为她太痛苦, 她说W告诉她, 我是能听她倾诉的人, 给了她电话号码, 于是我播过去。下面就是她近三个小时的电话内容:

大姐, 我从头跟你说吧。89年“六四”大屠杀的时候, W突然失踪了。我四处找也找不到他。正好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天安门采访, 我就告诉了记者, 很快就全世界广播了; 要说出名, 是我先于他。

我还是急着找他, 各派出所各公安局都问了, 哪儿也没有。急的我就托人。我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干部, 和高干子女能说得上话, 终于托到了两位高干子女那儿, 她们说了一个地名, 是在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医院, 我去了, 可那医院连个牌子也没有, 戒备森严, 里边全是穿白大褂儿的大夫。但并不是疯人医院, 一个疯子也没有, 静静的, 一间间白色的屋门全关着, 不知是干什么的。W就一人住在一间屋里。他说挺好, 没受罪, 话也不多, 允许我一个月见他一次。

他当初只是因为支持大学生, 在大街上被抓进去的。进去之前他的工作是管仓库, 一个普通工人, 文化不高, 后来海内外大造舆论说他的罪名是给赵紫阳上书, 其实连点儿影也没有。因为他不在家时, 我翻遍了抽屉, 也不见他写过什么。从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一个字儿也找不着。关了一年, 他终于出来了, 人变得很厉害, 孤僻, 脾气坏, 不爱讲话。他必须每周去公安局汇报一次。

又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公安局找我们谈话, 说希望我们一家三口全出国, 去德国。说先让女儿出去学习, 然后是我出去, 然后是W出去。当时我还挺高兴。唯一就这么个女儿, 她先走了。谁做的安排, 一切都不要问, 不许问, 从经济担保到找房, 几年后我出去也是一样, 一切都有人管, 也不认识人家, 也不用知道是谁给办的。后来W出来也是一样。至今, 我家三口人是三种护照: 女儿的是“容忍居留”, 我的是“难民居留”, W的是没居留, 是黑户。(我插话: “办难民居留, 纽倫堡总部必须见见本人谈了话才能给呀。”) 是, 只在那天, 一个女的中国人跟着我去办的, 她既不跟我说什么, 我也不敢问她什么。

我到德国之后才知道, 女儿并没被安排学习, 而是一出国就去了“夜酒吧”工作至今, 天天夜里一点多才能回家。

三口人都到了德国之后, 突然有一天, 我们的一切个人证件全“丢了”。我急得不得了, 可W不仅不急, 还劝我不用急着找。是啊, 只有在需要办理什么时, 反正会有人出来跟着我们去办。证件都在他们手里, 什么也不许问。

大姐, 我为什么和W分居? 是我再不分开就会死了: 我有糖尿病, 心脏也不好, 一直不工作, 全靠救济金, W的钱老不够花, 老是朝我和女儿要。吃也吃不到一块儿: 我先炒盘菜放在桌上, 正炒第二盘菜, 他先把第一盘全吃光了; 以前他可不是这么古怪的。过也过不到一块儿: 只要他在家里, 就几个电台国内的, 国外的, 美国的, 德国的, 全开着, 声音老大地整天地放着, 吵死我呀! 一分钟不得安静呀! 夜里一两点钟, 我回回被惊醒--- 他在床上练俯卧撑! 气得我说: “要练, 去厨房练去!”就一间屋子, 怎么办? 天天折磨我, 不躲开他, 我会死定啦。我死活要跟他分开, 他也没意见, 他们只好同意。

大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有一帮人在控制着他。有一天深夜了, 突然来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中国人, 把他的电脑般走了, 过了两天, 检查完了才又还给他。当时我质问他们, 你们凭什么深夜闯进我家搬电脑? 他们不理我, W也不吭一声。后来我觉得太怪, W什么也不跟我说, 他脾气性格都变了……。

她说着说着, 我才慢慢明白了: 他们在不知内情的中国人面前是一家人, 可是在德国的警察局和各局里并不是一家人。

三口人三种护照, 每人的个人证件都不在自己手里。但在有关当局检查时, 却又在他们手里。原来, 这就是当特工和线人的下场: 他们已失去了自由, 被公安控制着, 监督着, 不管你是否在中国。

“你现在住的房子是谁给你找的呢?”

“他们找的。”--- 她只用“他们”代替。

我想: 是否已事先装上了监视和窃听器呢?

“你有朋友吗?”

“没有。” 她讲了曾经有过一起学德语的女同学来她家串门的事, 可是过了两天, 就有电视台的信催她登记和付款。

“他们警告我,”她说: “ ‘你再招生人来的话, 就是这结果, 一定是她检举你了’。我信了, 也就不敢招人来了。”

“你这么给我打电话, 他们会知道吗?”

“大姐,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太苦闷了。”

我对她说了W在电话中他的苦恼。可我把最后一句话改了:

“他说, 他真想趴在一个人的怀里大哭一场。”

沉默了好一会儿, 她说: “大姐, 他是个好人哪!”

总共与这对夫妻的三次电话, 距今已有三年了吧。W还在德国的“人权协会”工作, 意外的是, 听说他太太每次在大家的政治集会中, 也和W一样, 没完没了地给大家照相。是否每一次送给中国大使馆底片时, 就此能挣些外快呢? 那么这对夫妇对我诉过的苦, 仅仅是为诉苦而诉苦吗?

反而倒是我把电话插销拔掉了(有了电脑, 手机就不用了)。我再也不想多听, 也不想和谁打电话了。

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 不吐不快; 岂止如此, 在如今线人和特工多得要命的今天, 在外国自由的土地上, 不写出来, 就是对自由的背叛。

写于2010。3。21。

首发Google博克: 遇罗克与遇罗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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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读者来信

写得很令我受教！我也碰到过一次：在香港开会，满屋都是笔会会员，结果回来后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而且还有照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悄悄拍摄到我的。至今还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厉害啊！
一读者

大姐，这一切太恐怖了。我的博客被封，至今还未重新开。
张然青

(博主回信)

恐怖的是我们连信也不能通。

看看每次你信下面的一片毒码,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每次你的信都被电脑归类为“巨毒”。

我就算公开了此事, 西方人的傻透透也无动于衷。线人们比咱们活得还神气呢。

老童话

罗锦:
谢谢，已收到了，揭露的太有必要了，你把海外特务们的形象如此生动展现给大家，让人们既看到特务们的无奈及苦闷，也更加清楚了恶魔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是怎样挖空心思不惜代价操纵他人的。还可以提醒海外更多有良知的人的警惕之心。非常有意义！

(博主回信)

关键是: W会继续没事人儿似地工作。因为第一是没人把这事讲给德国人听或读; 第二是德国一来就什么都得有证据; 第三是德国那协会的负责人, 不希望把自己的被骗公之于众, 显得自己太傻太无知。

至于老童话, 倒真不怕上德国法庭, 因为那又可以写生动的自传小说了。

但他们也不会告我。他们就那么装没事人儿。不信你就看。

2010。3。22

来源：阿波罗网友推荐

阿波罗网友附：王万星谈被关押精神病院十三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