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女孩的18年黑户生涯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到特殊时期，他们就属于特别关注对象---大门锁芯莫名被拔，残疾车轮子里塞着细铁丝。外面还有十五六个人看着。
"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
18年来，李鸿玉一家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替女儿李雪上户口。
但是，18年来却处处碰壁。
因为没有户口，今年18岁的李雪没有上过一天学。
李鸿玉总是念叨："孩子是无辜的，她出生了就得给她上户口啊。"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永定门外的一条胡同里，侯庄65号，李鸿玉一家四口就住在这里。
李雪是李鸿玉的小女儿。大女儿李彬今年26岁。妻子白秀玲在生完李雪后的第14天，被单位开除。
在外人看来，李鸿玉的家教过于严苛甚至保守。电视只看新闻，其他时间让两个女儿在家里自学法律、自学英语，家里除了课本和法律书外没有其他书籍；夏天不能穿裙子，不能露太多；出门必须跟家里说。
"没办法啊，家里已经这么多事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李鸿玉有他的苦衷。
1 为五元钱较真儿
李鸿玉家的小院里，停着两辆残疾人电动车。夫妻二人都是残疾人———李鸿玉是先天性肌肉强直；白秀玲的左腿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走路时左腿在地上划圈。那辆残疾车就是她的腿。
夫妻二人都是老北京。
上世纪80年代，李鸿玉在北京皮毛三厂上班。因为感冒到医院看病，回来时被门口督察的领导看到，认为他迟到，便扣掉副食补贴5元。
李鸿玉认为自己没有迟到，便拿着条子跟领导理论，没人理他。
于是，他找到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二轻局。
5元钱讨回来了，李鸿玉也下岗了。理由是：单位生产不足，下岗待工。每月拿在岗时60%的工资，28.8元。
这一年大女儿李彬刚1岁，1986年。
李鸿玉一家住的平房，是他父亲在民国29年买的。现在算来已经有70年了。之前住的三间老屋已经塌了，破败不堪。
生了李雪之后，盖了现在住的西厢房。挨着三间破屋的东厢房，是李彬和李雪两姐妹的房间。这间房因为两姐妹大了，后盖的。盖房的钱是老街坊拆迁剩的。
家里除了一台冰箱和一张双人床是自己买的，其余家具都是别人送的。比如电视；还有姐妹俩各自的床和床头柜、书桌，都是老街坊拆迁时送给他们的。
“我父亲也是出苦力的，拉过洋车。”李鸿玉缓缓地说，父母早已过世，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二哥前两天刚去世。跟三哥不常走动，还有一个傻妹妹，已经嫁人。前两年经常到李家吃饭，连吃带拿。现在不常来了。
白秀玲始终不愿多提娘家人，只是说，各家都有各家的事，我们也不愿麻烦他们。
李鸿玉每天都琢磨着李雪的事，晚上睡不着觉。
“去法院、检察院怎么说？诉状怎么写才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李鸿玉说。
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诉状要写的内容，他赶紧把李雪叫起来。怕忘了。
之前的诉状都是姐姐李彬在写，现在李彬除了在肯德基打工，还有一份兼职，忙不过来。写诉状的任务便落在李雪身上。
尽管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在李鸿玉的督促下，李雪自学到小学四年级的语文、数学。
李鸿玉有时候喝点酒，为了晚上能睡踏实。
这两年，李鸿玉的身体越来越差，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在早晨痉挛，尤其是冬天。现在的李鸿玉与三年前照片上的他相比，判若两人。“我爸现在像个小老头。”李彬说。
去年，李鸿玉因为肺部感染大病一场，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法治周末》记者去采访的当天，李鸿玉刚犯完病。
犯病时外人看不出来，用李鸿玉的话说，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犯病时全身像是被万条钢筋拉扯着，眼睛皱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帮子深深陷进去。”
现在，门牙也掉了，上排牙只剩两颗。
怎么吃东西？
“咳，囫囵着吃呗。吃饺子，软乎的。”李鸿玉笑着说，露出剩下的两颗牙。
1986年下岗后，李鸿玉在工地看过门，在医院看过建好的空房。“一天一块钱，有时候一天三块钱。”
白秀玲也因为李雪的事得了脑血栓和高血压，每天都得吃好几种药。
2 李雪出生
说起李雪的出生，李鸿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我之前跟法院、检察院的人讲，没人听，索性就不说了。"
白秀玲因为小儿麻痹症两条腿不一样粗细，"站不稳老摔跟头"。有一次削土豆皮，刀掉到腿上划了一条两寸长的口子。刀口化脓感染。
此时的白秀玲已经怀了李雪，因为家里条件困难，夫妻俩其实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但去医院后，医生说白秀玲体质不好，加上刀口感染，不能堕胎。
1993年8月11日，李雪出生在天坛医院。
伴随着李雪的出生，是母亲白秀玲被单位开除。因为李雪是超计划生育第二胎。
白秀玲在永外街道永明釉料厂当过工人也看过大门，是正式工。
当年8月25日，永明釉料厂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五款，以寄信的方式对白秀玲作出开除处理。
李鸿玉去永明釉料厂理论：按国家规定残疾人不能随便开除。但无济于事。
白秀玲没有拿到一分钱，连开除前两个月的工资也没有拿到。
李雪出生的第二个月，李鸿玉拿着出生证明去派出所上户口，但对方不给办理。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
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如果要这个证明，就得先交超计划生育二胎的社会抚养费5000元。
"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者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及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2008 年，听了李雪的事后，知名人口学家何亚福曾表示："孩子有什么错？不能因为上一代的行为株连到无辜的下一代！不能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盖住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
1993年12月30日，李鸿玉夫妇接到了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的处罚决定书：对李鸿玉、白秀玲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5000元。
"那时候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她被单位开除一分钱没有，我当时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元。"李鸿玉说，"哪怕每月扣我50%的工资，我们把这罚款交上，你得先给孩子把户口上了啊。你不能惩罚孩子，她有什么错？"
自1993年白秀玲被单位开除，10年里，家里一直靠李鸿玉不到百元的工资维持着。最穷的时候，"一家四口一天只有一块钱。这个月才过了一半，钱就没了。"
有一年，家里的年夜饭是饺子和几块带鱼。"那饺子可真是纯素馅的，韭菜馅。"李鸿玉三哥到家里来说，你们怎么就吃这个啊，怎么不吃点别的？买点水果？
李鸿玉说，听得我直想流眼泪，心想我要是有钱能吃这个吗？
因为李雪的事，白秀玲和李彬的低保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李鸿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说，你们家符合条件啊。"
几经周折，直到2003年，白秀玲和李彬的低保总算是办下来了。现在，一家四口一个月收入总算多了一些。
3 艰难的诉讼路
李鸿玉始终认为，国家规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交不交罚款都得办户口，罚款和办户口是两回事，罚大人不罚孩子。
李雪出生那年，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给李鸿玉夫妇发了处罚决定书，并称，如果不服可到崇文区计生委进行复议。
李鸿玉夫妇便去崇文区计生委复议，却被拒之门外。
1995年开始，李鸿玉夫妇就带着李雪到北京市政府信访处反映户口问题，北京市政府信访处让他们找崇文区信访办。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一年多。
1998年，李鸿玉开始去法院起诉。
第一张诉状，在法院门口的律师事务所请人写的，花了50元。第二年，诉状涨到了100元。
结果通常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每次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结果都是一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李鸿玉总认为官司输了是自己的原因，他觉得诉状没写好。所以，总会训斥女儿。让她们好好看书，学习法律知识。"至少你得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来。"
为了给李雪上户口，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残联，李鸿玉夫妇都跑遍了。
每一次去相关部门讨说法，即伴随着冷眼、有时还恶语相向。
"那时候也没少挨打。有一次打得我们两个多月没起来床。这两年态度好多了。"李鸿玉笑着说，但还是不解决问题。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到特殊时期，他们就属于特别关注对象---大门锁芯莫名被拔，残疾车轮子里塞着细铁丝。外面还有十五六个人看着。
"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说。
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
李彬说，甚至有一次上厕所，"那男的一直跟着我。当时刚好一个街坊大妈在里面，她喊：干吗呢？你怎么进女厕所啊？我才发现他已经跟着我进了女厕所。"
邻居们看不过眼，有时会说两句："人家又没犯法，干嘛成天看着人家。""给人把户口上了不就没事了。"
前两年，李雪自己去王府井、天安门求助，看到胸前挂照相机的人，她就上去跟人家讲自己的情况。她觉得这些人应该是记者。
2005年，李雪在天安门，被当作信访的人拉到马家楼永定门接济站。
12岁的李雪吓得哇哇大哭。给家里打电话后，李鸿玉骑着他的残疾电动车把她接回家。
18年来，他们也遇到过好心人。有人劝他们："算了吧，把钱交了，给孩子把户口上了。"
但李鸿玉认为："交了这5000元，我们就等于认了错。孩子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这个责任得让他们负！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曾经有一位女检察长提出帮他们解决户口问题，但最终给了李雪200元钱不了了之。
雪球越滚越大，牵扯的人和部门也越来越多。李雪的事走到今天，已经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了。当年的崇文区也已经合并到东城区；永外派出所，现在已经换了五六任所长。
2010年8月9日，李鸿玉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交材料时，北京高院给了一份《申请再审案件审查程序告知书》，他们还在等待消息。
4 永不放弃
事实上，李雪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赶上人口普查"大赦"。
2000年人口普查，李雪7岁，正是上学的年龄。
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他们说了李雪的事，她也给李雪登记了。再问户口的事，她说："我只是个普查员，办户口找派出所去。"
2010年人口普查，如果不是去居委会索要人口普查表，李家人根本见不到这个表。
但是，"这个表居委会交没交到上面，我们也不清楚。"李鸿玉说。
户口和读书哪个对李雪更重要？
李鸿玉毫不犹豫地说，户口。"现在火车都实名制，没户口哪都去不了。我们根本不敢让她出远门。"
李雪插话说："博物馆现在不要钱了，可是要身份证，我还是去不了。"
她穿着从西单明珠商场花30元买的花裙子，熟练地拿出各种诉讼材料，在床上摆放整齐，讲到哪里就把相应的材料拿给记者看。裙子长及脚踝，"不然我爸不让穿。"
李雪没有朋友，她的生活圈子几乎是封闭的，偶尔会跟邻居家的孩子出去转转。"她跟我讲学校的事，讲电影明星。我就听着。"
从没上过一天学的李雪，对学校的事一无所知。只是跟妈妈买菜时，看到学生放学或组织活动，会回家闹情绪，哭。"你看人家都能上学，都有学校组织活动。"
"现在不会了，已经麻木了。"李雪说起话来总是憨笑着，语速很慢。
采访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李鸿玉在说，李雪偶尔补充一点事实部分。她还不善于完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到外面就杵(内向)了。"
姐姐在的时候，会帮她说一些。
一家人并没有因为李雪的事而感到绝望甚至放弃。李鸿玉总说，只要活着，就没事。李雪的微博是：xiaoxue永不放弃。
李鸿玉感到欣慰的是，身边还有帮他的朋友。
家里4000元买的电脑，就是曾经租房的浙江人帮他们买的；还有些老街坊知道他们快没钱了，便过来送点钱给他们。
端午节，邻居给他们送来了粽子。
李鸿玉感慨："有时候求亲戚还不如求朋友。"
现在如果交了5000元，是不是就可以上户口？
"应该是，但是我们没有违法，交了这钱就等于承认我们有错。孩子这些年的损失谁承担？有法律就得按法律办事。"
在李鸿玉眼里，所有事情都应该按法律程序走，都得按规矩办事。"是我们的错我们承认，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李家的生活因为李彬打工，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李鸿玉觉得已经很好了。
李彬因为李雪的事，初中毕业后就没再继续读书。
今年26岁的李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还没有男朋友，也不想这事。"现在的人都很现实，我们家这种条件，没人愿意。"
李彬有时候也会跟父母抱怨，觉得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妹妹的事上，忽略了她。
电影《秋菊打官司》里，村长打了秋菊的男人，她到乡政府告状，"我只是想要个说法。"
李鸿玉也只想要个说法。但是，他没有秋菊幸运。18年来，李鸿玉没有要到说法。
李雪说，最幸福的事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我渴望上学！我渴望过正常的生活！可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