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也有一位上海“新疆知青”维权代表，因为争取上海知青返沪回家而获刑入狱，1984年被刑满释放。
五十年前，大批红卫兵上山下乡前，上海市一批批青年被送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批人总共有十万，现在都年逾花甲了。虽然大部份人回到上海，即“新疆返沪知青”，但大部分人境遇凄惨，所以今年上海在4月和11月发生两次“新疆返沪知青”千人维权示威抗议。
上海距离新疆遥遥万里，一头是中国最时髦的直辖市大上海，另一头是漫漫黄沙的大漠荒原。到底是什么历史原因，在五十年前开始了一个由上海到新疆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事情回溯到1962年。多年经营新疆的“新疆王”王震到塔里木垦区视察时发现，由当年十万集体转业官兵组建的建设兵团，还是那些老兵,没有新人；留下来的老部队成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光棍汉。王震有了危机感，他的屯垦戍边大业面临后继无人。
当时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到哪去找新劳动力，特别是女青年，要给那些老兵们找老婆。理想的是能有大量汉族知识青年从内地移居过来，让他们一边“屯垦”，养活自己；一边“戍边”。从内地往新疆多移民汉族人是中央的国策，这叫“掺沙子”，严防维族人谋反。
这样一举几得的好事，怎么落实？王震把眼光投向了上海市的稠密人口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呈请国务院的报告，要求组织、动员大批上海青年去新疆安家落户，支援边疆建设。周恩来批准报告后转给了上海市委。62年底，上海开始了家家户户的“支边”动员。
柯庆施是“毛的好学生”，当时上海在全国是有名的极“左”，张春桥是柯培养提拔的。柯庆施推行毛的“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路线政策不遗余力。再说，王震的报告正中柯庆施下怀，既缓解了上海市就业压力的燃眉之急，将城里“吃闲饭”的无业、闲散人员轰出上海，还可以藉机为上海在政治上“清场”，把那些不可靠的“社会青年”清除走。那些“社会青年”，很多是因为“出身不好”而不能升学和就业的，从而沦为“二等公民”。去新疆支边的主力，目标就锁定在他们这批人身上。
文革开始后，因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毛泽东自然也借鉴上海知青去新疆的“成功经验”，号召上千万的红卫兵们去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外媒质疑：“为什么毛没有让知青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教育知青的重任？”这就戳破了毛的骗人的把戏，“变相失业”才是实情。毛为转嫁危机，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诱骗坑害了一代青年。
上海支边的老知青比文革中“大拨轰”的知青境遇更惨。当局为阻止他们返城，不承认他们是“知青”。为这个“知青”的名份，他们和各级政府抗争了多年。三十年前，那位蹲了四年大狱的上海老知青，就是为求得他们十万人也能享有和其它地区知青一样返沪回家的权利而获罪的。文革结束了，他们的噩梦远没结束。上海老知青们是最早离家，却是最晚踏上漫漫回家路的，他们脚下的路坎坷而漫长，在外面等着回家的时间也最长。
这十万人里，少有干部子弟，多的是“黑五类”子女。中途“跳槽”的人很少。女青年希望嫁离兵团，男的基本没有出路。兵团生活无聊、单调，劳动强度大，还吃不饱。很多人绝望了，精神错乱和自杀的人不计其数。
在上海，当初是毛的阶级斗争把这批老知青边缘化了，被柯庆施当作“包袱”甩出去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大漠里苦熬半辈子返沪回家，依然是衣食住行无着落，还是当年出走时的无业、闲散人员或下岗工人，居社会底层，被“一切向钱看”大上海更加社会边缘化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起始的低点，经历五十年走了一个怪圈，如今又回落到了开始时的低点上。不同的是，岁月无情，离家时，一群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回家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他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和年华都留在了戈壁荒原上。他们受的苦，遭的罪，那些抛洒的血汗，不但没有被写在拓荒者的“丰碑”上，反而酿出“访民”被打压，被截访、抓捕、坐牢。“我们是共产党的牺牲品，真冤啊！现在连喊冤都不让？”
“新疆返沪知青”对中共由开始的寒心变为现在的愤怒。五十年的亲身经历验证了，中共没有一点的进步改善，反而更恶。无论是杀人如麻的王震，暴君毛泽东，道貌岸然的周恩来，还是当年的柯庆施、今天的俞正声，中共各时期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为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人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