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39年3月5日，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香港《大风》旬刊的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刊登了当时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的一组《毁家诗纪》，轰动了海内外，这个诗当中，郁达夫公布了自己婚变的内幕，并且直指说一个许姓政府官员和自己的妻子有“奸情”。这组《毁家诗纪》因为涉及了名家的隐私，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热情关注，据说当期的《大风》特刊，连印四版都销售一空，而且之后上海甚至日本的杂志，也都纷纷转载。在国内外可以说影响巨大，诗中的当事人，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自是不能容忍，先后在《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予以反击，这对曾经被誉为是“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终于势如冰炭，覆水难收。成了真正的一对怨侣。
解说：“许君终究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郁达夫
韩石山(《徐志摩传》作者)：他(郁达夫)认为王映霞红杏出墙，于是和王映霞大闹了一场，然后拿起王映霞的一件白裙子，在上面写此乃下堂妾之物也，也就是说不光是妾，而且是下堂妾，就是赶走了的妾。也就是他就是等于就把王映霞当成小老婆。
解说：为何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曾经的“神仙眷侣”会反目成仇，又为何郁达夫会称王映霞为妾，这段感情纠纷还要从1917年，郁达夫的第一段“父母之命”的婚姻说起。
1917年在日本留学了四年的郁达夫接到来自浙江富阳老家的电报，说让他回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亲事，类似的情况郁达的同乡日后成为郁达夫好友的鲁迅，也遇到过。鲁迅称其为“母亲给自己的礼物”郁达夫的这份“礼物”是富阳当地颇有名望的一户人家的小姐，姓孙，与郁家沾点亲戚关系，走动比较勤，两家老人一合计，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
出国见过世面的郁达夫自是不愿意，他先到北京，在大哥郁曼陀家躲了一个月，终究还是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回到故乡。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之所以最后还是回来结婚，就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因为鲁迅说的很简单，这个朱安不是我的太太，他是我妈妈的媳妇，这个话就是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说遵从母命，郁达夫也是，他们就是想拒绝这个婚姻。
解说：郁达夫是16岁那年留学日本的，那是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值此民国元年社会上一片新气象，大家剪去头上的辫子，政府官员的袍子马褂也改成了洋服，连衙门的招牌也都换成了新的。新政府立志图新，分批派政府人员到东洋西洋学习考察，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在北京司法部供职，也被派遣到日本考察司法。
梁文道(文艺评论家)：民国是中国数千年帝制崩溃之后的，第一个转型年代，就我们知道从中国过去长久以来的帝制向现在的转型，民国是真正的第一次的转型阶段，那是个蓝色的年代，什么叫蓝色的年代?它比较开放它比较自由，那个时候的中国，好像是一个还没有还是一张白纸，好像大家很多人感觉是我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于是晴空万里好像你什么都能干。
解说：16岁的郁达夫已是满腔报国救民的热情，几个月前他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这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之后他就躲在家中狭长的阁楼里自学，此时大哥赴日考察，对穷居在家的郁达夫而言，是个天大的好机会，他带着几本旧书，穿了件半旧的夹袄，就随长兄前往日本决心一展宏图。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在日本的这一段生活对他的创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不去日本，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郁达夫。
解说：在日本郁达夫开始大量接触西洋文学，四年间他所读过的日俄德英法等国的小说千余部。此时的日本噎迎来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满街的名优贵妇衣着暴露，自由恋爱两性解放的观念，涌入郁达夫所在的东京。这些新观念对于刚20岁敏感忧郁的郁达夫来说，格外具有刺激力和影响力。
罗以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他追求过日本的女孩子，他和日本的女同学，日本的所谓美人吧，很多漂亮的女孩子，他写了很多诗，还有扇子都带回来了。
解说：郁达夫与日本女孩的交往，并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口中，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子里，会是怎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怒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了的。——郁达夫
许子东：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郁闷吧，我说郁闷就是郁达夫的苦闷，就叫郁闷。他的郁闷要点就是两点，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性，爱情啊青年人嘛，这个就是对女性啊，对女性的渴望，然后他又特别敏感，他就觉得女性对他，不爱他，他在异乡其实他自己神经过敏了，他就觉得日本学生对他不好啊，敏感，对女性的渴望焦虑，演化成为一种性的危机。
解说：东京街头穿着暴露的女性，杂志封面上半裸体的美女，小说中自然主义性心理的描写，都刺激得郁达夫内心的苦闷，呈几何式膨胀。终于在一个雪夜爆发。“受了龟儿捣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吟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志愿，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郁达夫《丁已日记·雪夜》
许子东：他有几个被认为不太道德，一个是自慰，第二个是偷窥女孩子洗澡，第三个是在野地里偷听人家男女做爱，其实也不是他偷听，是正好人家在他边上，第四个是到了一个妓院里，给妓女写诗，也没说有没有做成什么事。这几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分析起来，尤其联系当时的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我们可以说并不是他不道德，而是他太道德。就是他的心理压力太大。
解说：怀着对日本东京的极大怨恨与诅咒，郁达夫转学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这里他与杂货铺店家的女儿后藤隆子相恋，这是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但决裂于郁达夫“弱国子民”的自卑。与隆子分手后，郁达夫应母亲的要求，回乡与孙家小姐订婚，孙家小姐原名孙兰坡，虽缠着小脚，但也写得一手好的旧体诗，这使郁达夫颇感欣慰。回到日本后，郁达夫与未婚妻保持书信往来，为其起名“孙荃”并作旧体诗一首。“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郁达夫
但郁达夫终究没有与孙荃携手终身，因为10年后，郁达夫在上海见到了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陈晓楠：1927年1月14日的上海，天气晴朗温暖如春，这是郁达夫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他要去拜访他的同乡孙百刚，孙百刚也是郁达夫带日本留学的同学，二个人四天之前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时候，偶然碰上了。一大清早郁达夫喜滋滋地换上妻子孙荃刚刚给他寄来的冬衣，心里十分地感激妻子，他还念叨着说要赶快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给她来做过年的开销，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孙百刚家里，郁达夫遇见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士，郁达夫感到惊为天人，他在当天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日记
许子东：1927年发生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一是他离开了创造社，第二个是他碰到王映霞，他的生活从一个颓废派变成名士派了，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
解说：这一年郁达夫33岁，在那个时代噎算是人到中年，两年前他的好友兼中学同学徐志摩，挣蜕式婚姻与名媛陆小曼，在北平结婚了。这对郁达夫是个不小的刺激。尽管当时社会对徐志摩的婚姻非众多，但郁达夫却是非常羡慕。
韩石山：他(郁达夫)说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写一篇最热烈的文章，歌颂这最伟大的婚姻，歌颂陆小曼歌颂徐志摩，歌颂这最热烈最伟大的婚姻。
解说：王映霞浙江杭州人，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王映霞知道创造社有个叫郁达夫的人，她还看过郁达夫写的小说《沉沦》，里面露骨大胆的描写让她很难为情，那时她不敢想象，书的作者有一天就出现在她眼前了。
许子东：王映霞大概二十出头，郁达夫三十多岁差十几岁，王映霞在中学课文里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所以一见面这个课文里读过的小说作者，她有点好奇，反而是孙百刚夫妇倒是很老道，马上就问郁达夫说你夫人来了没有，就在提醒这个小女孩，你别昏头，他是有家室的，那王映霞也就明白了他们的提醒，就叫她别接近这样。
解说：此时的郁达夫在中国文坛已是炙手可热。1921年6月郁达夫与郭沫若郑资平等人，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社团“创造社”同年10月，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写的小说集《沉沦》，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创造社”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一经问世，立即在中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郁达夫也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为文学史上的地位。
韩石山：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一发表以后呢，就一下子可以说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尤其是年轻人。它的轰动效应它对年轻人的这种震撼力，吸引力和仿效力，当时都超过了鲁迅，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解说：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带有鲜明的“自述传”色彩，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其中描写色欲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作品中，郁达夫充满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使《沉沦》成为新文学中，自觉描写灵与肉冲突的佳作。一经出版马上受到青年读者的热捧，销行3万多册，甚至有不少读者从无锡苏州等地乘坐夜行火车，专程到上海购书。
许子东：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什么帖子会热呢?一涉及到民族问题这个帖子就热，一涉及到性这个帖子就热了，两个加起来就特别热了。所以我的一个开玩笑的，书的题目就叫《民族·性·郁闷》连起来读就是“民族性郁闷”今天都没过去。《沉沦》就代表了那么一种情绪。
解说：与王映霞一见钟情后的第二天，郁达夫接到了妻子孙荃的来信，嘱托他注意身体谨慎行事。郁达夫对妻子有些内疚，但王映霞的面容和身影，总在他脑海盘旋，挥之不去。郁达夫随即下定决心，他要马上写作小说，换了钱就可以给王映霞买生日礼物了。他此时似乎忘了，一天前他还打算把这笔钱寄给妻子过年。
许子东：然后他从第二天开始，你看他日记，第二天他又去(孙百刚家)了，第三天又去了，很快人家就烦了，他去又不能光明正大去约这个女的，他就请这个人家的主人吃饭，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吃饭，连吃两天人家就烦了，你想干什么嘛。你明知道你是看中我家有一个女客人，有一个侄女在这里。然后人家都不跟他吃饭了，然后他还得天天的，就是每天想出花样，当然自己去借钱啊弄稿费，然后就天天在弄堂口等啊。
解说：郁达夫狂热的追求吓坏了王映霞，她本能地要逃回杭州，躲避这场说不上是幸福还是灾难的爱恋。1月23日，认识王映霞的第6天，郁达夫听说王映霞要回杭州，一早他就赶赴上海北站，在火车站扑了个空，心急如焚的他匆忙乘车前往杭州，一路上每个站点，他都车上车下四处寻找王映霞的倩影，但都落空。到了杭州他在车站附近住下，每列火车到站他都守侯在出站口，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寻找佳人影子。漫长的一天过去了，王映霞始终没有出现，在返回上海的夜行回车上，郁达夫泪流满面。
许子东：你看五四那个时代，一个人同一个人，他同时在做这么四件事情，他在真心诚意的感到负罪，感恩他的夫人，然后他对一个另外一个女人一见钟情，而且至死不渝，同时呢又有别的人在帮他介绍女朋友，他还在见面，苦闷的时候，他还跟妓女一起抽鸦片，重要的不是这四个事情同时发生，重要的是他还能够把这四件事情都写出来，而且大众也接受，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人，这里面就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的理解就可以宽松到这个地步。
解说：摆在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郁达夫已有家室，王映霞要求他必须先离婚，这使郁达夫很犹豫，此时郁达夫的好友鲁迅，正面临着跟他相似的处境。但鲁迅的女友许广平写下了这样的宣言。“渺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的爱。”——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解说：1927年9月，郁达夫将详细记录，他与王映霞恋爱经过的日记，整编成了《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日记九种》行销成绩非常好，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小说集《沉沦》，把自己的婚恋编书出版，郁达夫并非个例，鲁迅也出版过，他与许广平的情书合集《两地书》，徐志摩也出版过《爱眉小札》，但是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却是别有用心。几个月直线他噎和王映霞订婚了，但是由于他迟迟没能和孙荃离婚，王映霞就越来越幽怨，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与这个中年文人纠缠在一起，到底是不是值得。此时《日记九种》的出版，无疑将王映霞推上了舆论的顶峰，想下也下不来了。
解说：“早晨十时前就起了床，因为一夜的不睡，精神觉得很衰损，她也眼圈儿上加黑了。我入浴，她梳头。到十一点左右就和她出去，街上见了可爱的春光，两人又不忍匆匆的别去。”——郁达夫《日记九种》
许子东：《日记九种》里面有些细节非常精采，后来它里面描写某一天他跟王映霞亲吻，今天描写很多，很开心生命中很开心，开了旅馆开了旅馆也就是亲吻一下。过几天他就，糟了，被王女士看到我这本日记，她就大发火，然后他在里面也感慨，原来中国女人做是可以做的，写是不能写的。然后他就跪下来跟王女士发誓，我这本日记是绝对不发表的。很快我们都看到，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最后发表的时候稿费也是王映霞拿的。
解说：《日记九种》出版后5个月，郁达夫的朋友们纷纷收到，郁达夫与王映霞寄来的简洁但又有些冒名奇妙的婚帖，上面写着“席设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国内的朋友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仅有的一两位正身处东京的朋友，按时赴约却扑了个空。因为郁达夫与王映霞根本没有离开上海，他们在老上海火车站旁的一家小旅馆里，悄悄度过了他们的蜜月时光。这场婚礼，也成了两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一招。
韩石山：他们的结合方式，基本上也是名义上是结婚，实际上没有举行结婚典礼。郁达夫在这一点上，等于是骗了王映霞。
许子东：王映霞跟他在一起以后开始很苦，王映霞跟他一起租在上海常德路延安路口的一个弄堂，钱还是王映霞的外公给的钱。然后王映霞就帮郁达夫这么一个颓废的公子，把他的文章收起来反复出版，又跟鲁迅搞好关系。
解说：郁达夫的新婚生活虽然贫困但不失温馨。王映霞努力学做一个合格的主妇，她照料郁达夫的身体，学习烹饪技术劝他戒酒，整理出版他的书稿，并先后为他生了四名子女。然而婚姻之初暗藏的隐患，也逐渐暴露出来，婚后第三年的春天，王映霞已有七个月身孕，因为不让郁达夫喝酒，二人发生争吵。随后郁达夫离家出走，这种争吵和出走噎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这次，郁达夫不仅拿走了一张500元的定期存单，还回到了家乡富阳。
韩石山：王映霞和郁达夫之间发生争吵，或者是发生了纠纷，而郁达夫就跑回富阳老家，去找他的元配夫人，这都是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新女性是无法容忍的。
解说：郁达夫在富阳与孙荃同居了一周，这让王映霞大为恼火，为了补偿其精神损失，郁达夫与王映霞签署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协议”把《日记九种》等十部文集的版权，赠与王映霞，这场争端终于平息，但婚姻的裂痕却无法痊愈。
数年后王映霞回忆：“一九三一年以来，我的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
韩石山：郁达夫呢也是非常喜爱王映霞的，因为王映霞也是个绝代佳人，非常漂亮，但是他在他的日记里头，当他生气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思想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同安庆教学回来了，他要让王映霞去码头取他的书，他不说映霞为我去取书，他说命王姬前去取书。也就是说，他就等于就把王映霞当做小老婆。
解说：1936年，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并在那里建造了一栋自己的房子，起名“风雨茅庐”意为躲避风雨世外桃源，一手操办房屋兴建的王映霞，在房屋竣工后，于墙角成立了一块界石，上面题着郁达夫亲手书写的“王旭界”三字，意味着王映霞是这栋房子真正的主人。
许子东：他一到杭州呢郁达夫就成了文化，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文化大师了。王映霞开的车是杭州市长的私人的用车，当时是浙江001的车。郁达夫本来不和这些官员来往，就是因为王映霞的关系。
解说：鲁迅一直不赞成郁达夫离开文化革命的中心上海，多年后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弄的家破人亡。”——郁达夫
郁达夫所指的，就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许子东：盖房子欠了很多钱，欠了很多钱以后郁达夫到福建去做参议，这个参议好像有300多银洋一个月，其实是为了还债。
解说：1937年对于郁达夫而言，是国破家亡的一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上海也是风雨飘摇，日军铁蹄已在上海附近试探，旨在淞沪地区开辟新的侵华战场，毗邻上海的杭州也危在旦夕。身在福建的郁达夫，写信给身在杭州的妻子，让她带孩子到富阳老家暂避，王映霞一介女流拖家带口开始逃难，与她同行的正是许绍棣一家。
许子东：按郁达夫的说法，那天晚上，许绍棣给她看了四千港币的一张支票，王映霞就跟他好了，这是郁达夫的说法。王映霞就认为始终没有。
解说：1938年3月，郁达夫受郭沫若电报邀请，前往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就在这段时期，他与王映霞的关系急剧恶化。就在此时，新加坡的中文报纸《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担任副刊主编，郁达夫随即动身前往新加坡，继续撰写政论文章，发表抗战演讲。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值此香港《大风》旬刊创刊一周年，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不假思索将其1936年以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上刊登，与当年的《日记九种》不同，这篇《毁家诗纪》详细记录的确是他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也终于走到尽头。
陈晓楠：1940年王映霞先后在《星岛日报》《中央日报》等，刊登了启示，说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两年之后在重庆，王映霞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新浪是当时中华行业局的经理钟贤道，这场婚礼之隆重，和当年她与郁达夫的秘密婚姻，可是呈现了鲜明的对比。王映霞的晚年，是这样回忆她与郁达夫的关系，她说，在他身上我尝到了甜蜜的初恋，疯狂的追求，婚后的缱绻，揪心的痛苦，残酷的折腾还有深沉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