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来，史德的败坏更导致了民德的衰微。就今日治史者拨乱反正的方向而言，我们从俯视角度破解毛共神话的出发点就成了一种必需强力驱动的矫枉性趋势，这样的“主观”或“成见”正是返回客观真实的一个强势的动力，就像火箭要飞向太空必须增之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时牢不可破的成见和芦笛对此成见的大力坚持，以及芦笛在他的这本大书中力求客观而做的实证工作，都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笔者撰写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进和扩展的大方向。
一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赞语是《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该组歌的演唱于1965年隆重推出，后摄制成影片在全国放映，曾传唱一時，直到不久前毛左们大搞唱红闹剧，仍将其奉为红色经典。1949年后，红军长征的故事一直都是革命传统教育中最激动人心的教材，我们课本上学，节目中看，如今回忆起那些印象较深的情景，总隐隐觉得，毛泽东的功绩和分量并不像后来在《长征组歌》中被歌颂得那么光辉和突出。这情形不由得让人在心里发问：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处境和作为及其在红军将领心目中的形象到底实情如何？据说，有一回听到毛泽东把红军长征讴歌为“宣传队”和“播种机”，后来成为伟大领袖亲密战友的林彪当下即轻蔑地说了个“屌”。在他看来，那一连串长途跋涉的转战只是“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页547.）琢磨一下林彪那不经意流露的声音，我们多少可以想见，若论起伟大领袖的军事指挥能力，中共高层中某些过来人和见证者恐怕也会有各自不以为然的看法。
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毛写了一首吊罗的七律，其颔联曰：“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该诗实在够不上一首合格的七律，这两句写得尤其生硬，几不可卒读，致使各家注释多牵强附会，把“战锦”理解为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之事，说是毛藉吊罗而暗批林彪此役中不听指令。从句子的对仗来讲，如此解释，“战锦”成为动宾结构，与上句中“长征”两字便对不到一起，更不要说在旧体诗中以“锦”字特指锦州，并无出处或互文可资读者联想，毛泽东再差劲，其措词也不该生拼硬凑到这一地步。“战锦”应理解为有关战功的评定和奖赏，唐诗所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之谓也。为什么胜利后论功行赏的事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呢？因为从井冈山起事到天安门上五星红旗升起，大小战争中功过是非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论。毛泽东虽为党的领袖和军委主席，但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共军中从未像斯大林或蒋介石那样拥有实实在在的大元帅资历和威望。据说在评定十大元帅之初，也曾有人提议授給毛大元帅軍衔，最终却议而未决，被刘少奇虚晃了一下推诿过去。身处这一颇感心虚的境况，毛难免有些不是滋味的感觉。这种酸不溜溜的心情发而为诗，在接下来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那太浅露的合掌对中，便明显表现出他对类似于林彪那种说“屌”的看法暗怀的不满和轻蔑。字面上“大鸟”和 “老鹰”尽管可理解为称赞罗荣桓境界不凡，高据群小之上，但同时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向都固执己见的毛泽东那拒斥他人异议的强硬姿态。几年之后，正是为摆平那类“大问题”而出一口他的酸气，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和军内众多的高层人物被一一打倒。只是狠斗到那个时候，毛才得以身着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现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威風.
由此可见，要谈论红太阳升起的问题，应该说直到文革中，那个“升起”才得以最终完成。然而讽刺的竟是，正当那气球太阳升至不胜其寒的高处，转瞬即自行破裂而黯然陨落。被毛搅乱的党政军秩序在毛死后渐趋恢复，党内的档案陆续解密公布，一批幸存的当权派纷纷撰写自述，还有不少老将，人死后由众作家为他们的戎马生涯树碑立传，极力突出这些实战者及其部属的战绩，甚至像张国焘和王明等公开批毛的回忆录，也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扩大了传播。这些过来人和见证者或为澄清是非，或要表被埋没的功绩，都在叙述中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出蛛丝马迹，让读者从史料的断裂和破绽处窥到被掩盖的真相。毛所担忧的那些“大问题”之来龙去脉，近年来随着网上文字更广泛的传播，连不少普通读者都开始有所认识，看穿了中共的底细。可以说，在中共高层内部，对毛泽东及中共的军事神话之自我破解，在一定的程度上已开了学界和民间历史意识觉醒的先河，尽管他们重述中共的光辉战史，本意在增补各自的功劳，好为他们已剥落的法统牌匾重刷油漆。因为土改、大跃进和文革那些毛时代的“伟光正”臭事早已破烂不堪，无从粉刷，如今若再守不住“打天下坐天下”这最后一道防线，中共的党权合法性便有坍塌之忧。
然而中国的俗众和体制内外的大量学者们至今仍拔不出“成王败寇”的成见泥坑，基于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的事实，即使是反共人士和批毛选手，不少人谈起被长期宣传的共军战绩，在鄙弃国军败将的无能之余，都会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表示不由自主的叹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大谈其“历史三峡”论说的唐德刚教授在《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一文（见《毛泽东专政始末》，台北：远流，2005，页299-356）中所发的似是而非之论。按照唐教授的说法，因为这一百多年来属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民主共和的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一无法按理出牌的乱世，越流氓越霸气就越有抓胜算的机会，占优势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确定为历史的“客观实在”，后者被聚焦为毛泽东的“主观条件”。纵观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中共内部的一系列恶斗，独有毛泽东这个枭雄的主观条件与乱世的客观实在配合得恰到好处，正应了“时势造英雄”那句古话。唐教授于是得出结论说，这“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语调，按照他的推论，毛泽东及其中共集团的罪行不管多么罄竹难书，就因为他们最终打了胜仗，你不但无法否認他们顺应历史必然性 ——这个传统“天命”论的现代表述——夺取政权的事实，更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的伟人。
唐教授的犬儒史观是很有代表性的，环顾我们周围惯于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怀有类似的奴从心态。即使他们都亲眼看到毛泽东“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事实，你也难以通过三言两语的辩驳，从他们头脑里剔除那“开国有功”的崇毛顽念。直到毛泽东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从学界到民间，像唐德刚那样把毛的生平作“虎头与蛇尾”两阶段划分的看法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以富有说服力的论述破解毛泽东军事神话，至今乃是一亟待明眼人去做的艰巨工程。
网络作家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香港：明镜，2011）一书的出版可谓开了个一炮打响的好头。芦著以不容否认的史实将毛泽东“开国有功”的谬说一笔勾销，褫夺其华衮，让我们看出了他那从头到尾光溜溜一条草蛇，却别添了几只蹩脚的粗鄙原形：“毛是个阴谋家而不是军事家，是厚黑学大师而非合格的战争统帅，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遑论思想家。”（芦著，页553）至于唐德刚教授，其实他并非毫无眼光，他也点出了毛那厚黑至痞的一面，他的误区和短视在于，过多挥洒了“以成败论英雄”的笔墨，却丧失了史家应有的“春秋”意识，未能确立严正的褒贬价值。于是他只顾以他那渔樵闲话的调子诉说“转型期”的乱世笑谈，竟不自觉地迎合了，也进而怂恿了国人的势利眼所趋同的主流思潮。正如芦笛所说：“今日中国最大的悲剧，恰在于毛的成功引起了无数人真诚的钦服与赞佩，从而百倍强化了这种颠倒的价值观，在大多数人（不是说全民吧）心目中确立了光荣=成功规模×死亡人数×手段的无耻程度。谁越不拿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儿，谁越会受到尊重，谁就是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在该书的结尾，他接着沉痛地告诉读者：“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沉重的文化遗产。要清除这深重的精神污染，不知道还需要多少代人持之以恒的自觉努力。”（芦著，页554）芦笛为破解毛泽东军事神话而耗数年之功写成这本大书，就是此努力杰出的伸张，笔者在此撰写读后的感言，也是为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所感染，有意要为他的继续努力加一把油。以下便从我个人有限的理解出发，对该书的要旨和精义作些必要的发挥，顺便也加入我读芦著受到启发的补充性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