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
今天的中共常常拿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来说事，以为其合法性充实依据，经济建设成了当今中共宣示其执政合法性的最大藉口，这个被中共耽误了整整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普通百姓并不是很清楚，且让我们说说看。
一、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中共的一切发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这是中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参加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个“基本制度”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安全”是个幌子，实际是中共统治地位的安全。这才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
中共一再在世人面前吹嘘“中国模式”，吹嘘GDP占世界第三位，甚至第二位怎样怎样。可是人家那GDP全是高科技产业，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数字，它那个GDP都是些什么货色？泡沫房产和纺织。中国的房价世界第一！中国的GDP数字一半甚至更多都是依靠价格虚高的房地产业绩支撑，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拉动。二零零九年中国 GDP增速为8.7%，其中大部份来自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贡献率仅为4.6%，外需的贡献率为-3.9%，对投资的依赖十分严重。
日本《选择》月刊二零一零年五月至七月号刊发题为“幻想的经济大国”文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原因作了深刻揭示，文章称：“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使国际社会承认其统治正统性的绝佳机会。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对中国需求、中国资金的依存使日美欧的反共论调失声。鉴于美国国债过于依赖中国资金来消化，美国政府无法再高调批判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这使得中国领导层切实感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箴言的份量。对中国来说，通过政府投资来强求加快经济增长，是出于经济目的之上的政治目的的需要。”
相同的道理，八十年代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还不是四九年建政以来一直热衷于阶级斗争搞运动，特别是搞了10年“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得濒临崩溃，不改革统治难以为继了嘛！连邓小平都承认：“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那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它自己？如果是为了百姓，为什么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富民政策不长期实行啊？中国高增长的GDP是血汗工厂的产物，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这是人人看得见的事实。中国的高房价、油价、汽车价等等，什么都提与国际接轨，只有百姓的工资收入从来不提与国际接轨，而且，所有的媒体都回避这个问题。
中国是世界工厂。为什么都愿意到中国办厂啊？还不是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力低工资吗？！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普通大众的无情剥削上，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根本，这也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参照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把民众作为任意宰割的劳动工具，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也不会无视自身权益被肆意侵占。
曾任世界银行和非洲银行投资项目协调员的中国学者刘植荣在其调查报告《世界工资研究》中，用详实的数据和图表比较了各国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水平的15%，在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的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全球垫底。按照二零一零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二零零八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属下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据美国劳动统计局二零零九年四月发行的《劳动评论月刊》数据显示，二零零六年中国劳动力每小时的工资为0.81美元，仅为美国同期劳动力每小时工资水平的2.7%，日本的3.4%，欧盟的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2007)》指出，中国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实际上，职工的很大一部份应得的收入，被共产党以税收形式强行攫取，另一部份被企业主占有，可以说，当今职工的受剥削程度，远远超过共产党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共产党是盘剥职工的头号地主资本家。
据世界银行报告，与中国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从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GDP年均增长速度约7%，经济总量增加70%。然而，印度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300%。八年间，印度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印度的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印度人平均月工资25,112卢比，约合人民币3,650元。更为让人不堪的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而其物价反倒比中国便宜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当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用“当牛做马”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二、关于税负
工资低，税负可一点不客气。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 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 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香港和台湾）的4.6倍。社会保险被称为“第二财政”，主要用于民众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具有税收性质。社保缴纳比例过高，就是一笔沉重负担，占工资比重近四成的费率，自然会影响到公民消费，影响到生活质量。同时，也给企事业单位带来沉重压力，不利于企事业单位的发展。
二零零九年年底，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推出了二零零九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位居全球第二！网友“呐喊”指出： 我们是数字上的第二，事实上的第一。为绝大多数人不知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空帐高达万亿之巨，而且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个人帐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扣除的个人交纳部份，单位部份并未给你缴纳。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在北大赛瑟论坛上表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累计记账额近2万亿，虽然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万亿，但并没落实到对应的个人帐户。一方面职工个人账户大部份是空帐，另一方面已有的积累资金保值增值无门，物价水平快速上涨，实际上处于缩水和贬值状态，应对老龄化的长期资金平衡压力巨大。这巨大的亏空补不上，你的未来就是梦！共产党会为你的未来买单吗？你敢指望共产党在几年十几年后给你补上亏欠吗？贪官污吏们不怕，他们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平民百姓怎么办？不可怕吗？
二零一零年全国两会期间，个税起征点上调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许多代表委员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3千或5 千元。很多人对此寄予厚望。有财政部官员表示，目前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与大多数国家的所得税税源结构有差别。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在中国，中低收入阶层大量在起征线附近，提高个税起征点，无疑可以减轻大量普通劳动者的税收负担。体面的生活是尊严的起码要求。但两会尚未结束，已有媒体从财政部获悉，目前正在加紧研究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结合的税制改革，暂不考虑个税起征点调整。什么时候调整，普通百姓你就耐心的等吧！
又经过了漫长的一年的翘首以盼，二零一一年两会，又是一番呼吁，又是一番鼓噪。终于，尘埃落定，个税起征点定在了3千元。尽管有媒体调查七成网民希望起征点在5千元以上，尽管有媒体以“还要在鹭鸶腿上刳多少肉”、“23万条意见撼不动个税起征点”为题表示不满，但宣称“执政为民”的中共还是把起征点定在了尽量多的搜刮百姓的最低数上。百姓的愿望何等微弱，只是要求个税少交一点，好使他们全球最低的工资、拮据的生活能稍稍有一点宽裕，可以给老人和孩子稍稍改善一点生活，可以使他们深弯的腰身能稍稍伸直一下，但冷酷无情的中共就是不管不顾！最后，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暴力维权的压力下，在渲染和谐盛世的烟幕下，在为90年党庆营造伪善氛围的情势下，个税起征点又闪电般增加5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发布《个人所得税：迈出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脚步》的报告称，我国个税的改革目标定位于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已经跨越了“九五”“十五”和“十一五”规(计)划，并写入“十二五”规划，但目前，这一改革目标仍停留于研究层面，未获得实质性进展。十多年研究没有进展，而当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却可以一下增加500元！共产党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它罪恶的政治？
国外民众负担的主要是税收，非税负担极小，而中国则有大量的费。税收加上收费，中国人的税费负担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国民的消费中接近一半实际是给了政府。税负重，是中国物价居高不下高于美国等世界头号富国的根本原因。
二零一一年全国两会上，重庆市长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发言时指出：“目前我国45%的个税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对此说法，太多的人没有感觉，是因为太多的人不了解中国的税收体制。中国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来自间接税，间接税由企业等经营者缴纳，但最终都落实到价格上仍由百姓承担。以化妆品为例。一瓶 100元的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税收就占到45%。时装是30%到40%的税。一包甲类香烟有56%的生产环节消费税，5%的批发环节消费税。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其它国家，税收都会公开打在帐单上，让国民知晓，而中国没有。因此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商品含税。间接税是隐形的，在消费环节中不知不觉地支出，商家代你收取，你以为是商品的价格，其实其中含有相当的税金，你不知道已经纳税，还以为税负不重。其实中国百姓的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开支都含税，且含税量世界第一。中国商品所含的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 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中国70%的税收放在商品价格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显示，倘若国家征税总量为1千元，“排除其它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 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外国那样公开把税额打在价格表上，光明正大的收税，而是把税收藏在价格里，悄悄地拿？是因为邪恶的共产党不想让百姓知道自己拿了全世界最高的税，相反，它要让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纳税，外国都纳税，社会主义不用纳税，还是社会主义优越，一定要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省钱。其实，所有的中国百姓都让邪恶的共产党耍了，你不光拿了税，还是以世界最低的收入，拿世界最高的税！这就是号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共产党！
那个个人所得税之所以人人关心，就是因为它直接从你工资里扣，你明明白白地知道收入减少了，所以你焦急，你希望能降下来。而那个平时离不了的大头——间接税不知道要超过你那点个税多少倍！你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二零一零年中国人均纳税5,463元，其中个税只占361元。其实，这才是你真正应该关心的。通算起来，你消费中的几乎一半的钱都交了税，贡献给了共产党，然后被那些共产党的贪官污吏们挥霍浪费装腰包。共产党之所以老是拿个人所得税说事、吊你，且一吊好几年，它就是要让你把注意力放在这小地方，不让你知道那大头其实才重要。然后，它悄悄的在背后拿你的钱。像这种百姓都明白的道理，共产党那么多专家教授能不知道吗？它就是要耍你！你却不知道！所以有些人还替共产党说话，真是傻到极点了。他不知道自己被共产党耍得可怜！
很多税种的设置，并不是从调节市场需求出发，而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从百姓兜里挖钱。如17%的馒头税。山东省济南市政协委员潘耀民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因此，几年来三次提交提案呼吁调整，但均石沉大海（《山东商报》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对此，红网评论予以痛斥：“从百姓口里掠食的税收，既不公不义，又显得格局狭隘，更是对于一个有着严重结构性弊端的税收制度的放任自流。若干年来，像资本利得税、暴利税、奢侈品税等等税种，千呼万唤出不来，富人们的投资和消费游离于税收的门槛之外，不仅拉大了贫富差距，更是造成国家税收的严重损失，税收部门对于这一切置之不理，却对于普通百姓的寻常食品不依不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道理？！”
三、关于房价
拿的最少，交的又最多，这就是中国百姓的收入支出情况。同时，还要背负着“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特别是那个住房，简直是在抢钱。房价之高，匪夷所思。收入与房价之比绝对是全球第一。多少地方三代人的积蓄尚买不起一套房子，只能望房兴叹；多少房奴为还贷被迫节衣缩食。安居乐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梦。而倾尽你所有才买到的房子，却只有平均35年的寿命！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为吃上一顿午餐，抢了几百元钱，要被判几年徒刑；而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大把抢钱的房地产商和贪官们却无人过问。
是谁推高了房价？是谁掏空了百姓的钱袋？是邪恶的共产党。二零一零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算了一笔账：据初步统计，中国现阶段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两者共计62项。他说：“更为严重的是，据抽样调查，部份项目的税费已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税种设置繁杂、征收环节多，存在重复征税和多次收费问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这么多税费，每一个都师出有名。可征在开发商头上，最终还是部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一套房子高达62项的税收与收费，房地产商不可能为此买单，最终的承担者必然是广大购房户、房奴，是可怜的百姓。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房价会高的这么离谱！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会如此凶狠疯狂的利用房地产刮民众的钱！中国百姓在拿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收入，购买全世界价格最高的房子！而且还只有70年的使用权！还可能是豆腐渣工程！还可能被强拆！来自重庆永川区石牛寺村的农民工代表康厚明颇有感言：“我16岁外出打工，至今都 31年啦，还没有实现在城市买套商品房的梦想。地方政府也要考虑让利于民！”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表明，房地产开发总费用支出的一半，通过税费与土地出让金流向政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不少大城市这些年为何热衷发展房地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成为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有的甚至超过一半。”二零零七年五月《经济参考报》报导，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向记者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开发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
为了利用房地产开发敛财而疯狂卖地。土地出让金在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惊人，不少城市已经占到半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金竟占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60%！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甚至高达80%以上，完全就是一个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就是卖地，甚至是疯狂卖地。发达地区政府财政的基本格局是：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中国指数研究院推出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大盘点》显示，二零零九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达1.5万亿元，比二零零八年增加140%。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部部长徐绍史透露，二零一零年全国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二零一零年三月甚至曝出江苏省扬州市政府收取开发商20亿元，不听证，不公示，偷偷出卖刚刚开发仅仅七、八年的居民小区土地的丑剧。
为什么对高房价政府不作为，为什么房价迟迟降不下来？这才是根源！这才是高房价的真正推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靠出卖土地支撑政府支出，唯有共产党中国例外。中央财政为什么富得流油？这就是根源。为什么国富民穷？这就是原因。但是，长期来，百姓在媒体中根本看不到“国富民穷”的提法，这就是舆论导向。百姓知道的只能是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担负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神圣使命！
那么，巨额土地收入都干了些什么？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份统计数字表明，二零零九年土地出让金安排用于民生支出的主要构成：一是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等方面26.5亿元，占收入的5.4%；二是用于廉租住房建设方面38.5亿元，占收入的7.8%；三是用于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319.46亿元，占收入的64.6%；四是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安置费等方面2.51亿元，占收入的0.5%。不难看出，真正用于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实在是少得可怜。而其中的绝大部份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不就是滋生腐败的黑窝吗？！如果建设没有回扣，如果建设不算政绩，各级官员们会如此热衷吗？广大的西部地区那么贫困，你为什么不去济困扶贫呢？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被灌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迷魂汤，其中一条就是 “全民所有制”，既然是全民所有，土地就不应该让人民付费，因为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应该无偿划拨，否则，你所谓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一般中国百姓意识不到，中国人的一生实际是被中共重重剥削被“共产”的一生，中共实际是中国人最大的地主！从中共建政初期的以所谓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形式，没收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通过实行公有制以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强行把农民的个人土地无偿收归集体所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以几乎全球最低的工资收入盘剥职工，强力挤压企业的获利空间和企业对劳动收入的分配能力；从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等资源的拍卖中获取大量的仅为政府所有的非税收入；几乎以全球最高（超过全球第一富国美国）的房价购买住房，以及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教育医疗支出；连续多年远远高于GDP增速数倍的苛捐杂税，等等，可怜的中国人几乎付出了自己辛苦劳动的全部。
由于工资收入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为什么企业大批倒闭？为什么中国大部份百姓几乎没什么积蓄，日子这么苦？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百姓的生活，比大部份非洲国家都差，连二胎都养不起！这是共产党不敢让中国百姓知道的事实！
四、关于垄断
经济建设真正受益的是谁？是广大的百姓吗？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富的都是谁？还不都是官倒、特权阶层、垄断企业吗？！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千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一个县委书记，且不说为工程项目、土地、干部调动等大事的收受，单是过一个年，收入上百万元的红包是很平常的事情(可以看看山西的一个县委书记武保安的红包故事)。贪官们查处一个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甚至十几亿、上百亿元！苏州副市长姜人杰甚至单笔受贿8千万元！四川宜宾副市长陈光礼任职两年疯狂敛财2000多万元！铁道部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自己在美国的妻女存了28亿美元！刘志军时代的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
那个垄断企业掌握的是属于全民的资源，得益的却是自己的腰包。民革中央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一九七八年,中国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行业的 1.38倍，到二零零八年，这一比例扩大到14.61倍。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凭的不是行业自身的经营努力，而是来自于因垄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垄断行业占尽了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承担任何风险。垄断就是经济独裁。中共是政治上的垄断，而中共的央企是经济上的垄断。
有公开资料称，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这些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足20%。不少人对于垄断的危害并不是很清楚，这里试举两例。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的报告。在报告中，二零零八年，中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83.8元，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 (约合6.7美元)，是韩国宽带价格(0.37美元)的18倍、日本(0.13美元)的51.5倍。考虑到收入差距的因素，中国的宽带资费水平是韩国的 124倍。同年，由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小组公布的全球宽带环境排行榜42个国家中，在宽带通信的速度、容量等用户使用便利性方面，日本居首位，中国居第41 位，倒数第二。
据《南方周末》报导，就在中国十几个省为电荒忙成一团的时候，装机总量和外送电量位于全国之首的内蒙古，每年却有近700亿度电送不出去。因为外送通道的建设，以及外送电量的多少，都由高度垄断的国网公司说了算。由于不能送电，蒙西电网约三分之一的火电机组被迫停机，超过 42%的风电机组弃风。而内蒙古每年放弃的发电量可供应北京一年用电量的约82%。在极端荒谬的体制下，这民主国家不可能有的巨大的损失与浪费都视为当然，没有人被追责，没有人去承担责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企亏损，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扶持它们，以举国之力，全民买单的形式使它们起死回生，到二零零八年，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央企占到了80%。这些央企亏了国家补，赚了自己用。一方面上报国家亏损，另一方面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二零零六年八月，南航为6千名空姐统一换装就花费了将近6千万元，而同月上旬，南航发布的半年报中显示亏损总额达 8.35亿元。同为职工，垄断企业职工一年收入可以是普通企业职工10年的收入。单位不是没钱发，而是愁找不到名目。
某电力央企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我们单位员工每月都有报销任务，即1,500元的超市购物和1.000元的汽车油票，完成任务就等于报销了2,500元。” 二零一一年四月有网友曝光了中石化广州分公司去年中秋节，一个星期的时间，仅采购进口高档酒水及高价茅台就花去三百多万巨款！河北沧州农村信用联社一个新年假期15天不休，就可以拿到6万多元的补贴！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两极分化之严重，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相比中国垄断企业的独吞自享，据《人民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报导，蒙古国三十一日政府非例会决定，近280万本国公民每人分得战略大矿塔温陶勒盖煤矿 536股股票红利，这是蒙政府首次以股份形式向全体公民分红。据悉，去年蒙政府就决定用两年时间向每位公民发放150万图格里克，人民币约8,300元的福利，履行让国家矿产资源的收益惠及每个公民的承诺。国家资源是全民所有的，作为国企，其收益等自然应该向其理论上的全体股东，亦即全民进行分红，让普通民众也能享受经济发展和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利润，这是政府道义和民众诉求所在。然而，在所谓优越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吗？！
针对因垄断行业的存在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事实，二零一零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提交了超过30个人签名的议案《要求全国人大开展<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内容涉及多个央企，因为只有央企才有垄断的能力。但自议案提交之后，代表却在24小时内接到超过50个“关心”电话，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被面谈”。关心什么？希望撤回“议案”！希望继续垄断，永远垄断！
五、关于政务公开
百姓的收入少了，政府的腰包鼓了。可这钱又是怎么花的呢？多年来，政府怎样花钱一直是国家机密，不对社会公开。说起这个机密来，现代政府处理国家秘密的基本原则是：公开是常态，秘密是例外，秘密的范围要被控制在最小需要范围内。而当代中国的保密制度却正好相反。比如，秘密的范围过大。有资料称，美国每年产生秘密文件10万件，中国则多达数百万件。独裁政权秘密就是多。官僚机构，总有一种追求私利的本能，基于这种本能会无限扩大对公民保密的范围。公民越少了解政府的运作情况，政府官员就越可便利地上下其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某些没有任何理由定密的文件，也被划入国家秘密范围。二零零九年有民众申请上海市财政局公布地方财政预算，财政局竟声称这是国家秘密。
除中国之外，政府预算向社会公开，是国际惯例，也是民主政治的常识。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公民当然有权知道政府如何花钱，预算案理应向民众公开。但长期以来，财政预算确实是国家秘密，甚至对人大代表来说也是秘密。上世纪初，留学国外的知识份子，惊诧于当地政府预算公开对民主政治带来的重大意义，呼吁中共政府公开预算，接受人们的监督。政府花的是百姓勒紧腰带交的钱，凭什么向公众保密？不仅是政府开支，各级党的组织的花销也是一笔巨额开支。各级庞大的党的系统的花费从来不出现在政府预算上，而是实报实销。除了很少一部份党费开支外，绝大部份花费的还是百姓的血汗钱，但百姓并不知晓钱的去向。这个附着在政体上的痈瘤，对民脂民膏的榨取与挥霍，与行政费用相差无几。
对于预算不公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在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坦承，“在于基础工作不到位。现在，财政上的预算科目没有这一项”。同时也承认，“预算资金是公共资金，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群众应该知道，按照法律规定我应该尽哪些纳税的义务，更应该知道，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筹集的资金用于哪些方面。所以预算公开应该是应有之意，不应该是去讨论的一个问题。二零零九年，广州市公开了一部份政府部门的预算，引起了广泛的评议，而且一时间好评如潮，其实我觉得没什么，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政府早就应该做到这点。”早就应该做到，但它就是不做！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星岛日报》报导，中央电视台日前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主持人柴静访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王在节目中透露，中国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的开支，一年高达九千亿元，占行政开支的三成。从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三年，中国预算内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绝大部份是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中国的紧邻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也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弱势人群，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在中国的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据统计，二零零七年中共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 4%。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高达9千亿元。在美国，找政府部门，外地人得带上地图按地址寻找。因为政府部门一般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党中央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而中国则不然，最高大最豪华的高楼大厦就是各级地方政府办公楼，深院围墙，且有警察站岗。中国 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除预算内开支外，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这样的信息从法律要求来看，毫无疑问是必须公开的，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强调，所有信息如果不是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且不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都应当对社会公开，而且财政支出这块，始终在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没有理由不让公众去了解、知晓。
会年年开，呼吁年年有，但就是不落实。二零零七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还就高级官员待遇的终身制，呼吁尽快改革，宜早不宜迟。据香港《动向》杂志引自中央组织部有关资料披露，二零零四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公费开支高达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500万元以上。就此问题，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也曾在媒体上透露，高官待遇终身制给中央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目前，中国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官员病房，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是仅为850万各级党政官员所享受。但话刚说完，立刻就在网络上被封杀。
经济建设搞好了本来可以为民造福，有益于社会，但中共的各级官员醉翁之意不在酒，实是借建设之名行渔翁得利之实。多少人赚了个盆满钵满！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GDP崇拜，造就了多少干部！出了多少假数字!催生了多少政绩工程！浪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钱！为什么都热衷于搞工程、上项目？还不都是为了GDP上得快，快出政绩，快装腰包吗？那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吗？你为什么不去农村、山区扶贫啊？！
对当下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歪风，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在二零一零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予以痛斥：“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热衷于建设声势大、规模大、影响大的‘路边工程’、‘形象工程’。这样的‘政绩’好看不实用，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一心想着自己的仕途，是‘投领导所好’错误思想的产物，是升官靠表面‘政绩’的错误政绩观的产物。”“投领导所好，不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得好、写得好、唱得好、吹得好，不如干得好，不如干出实绩好。”短短8分钟的发言，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就响起了9次热烈掌声，是历年两会中获掌声最多的讲话。
相比二零一零年的两会，二零一一年就冷落得多。获得掌声最多的发言是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的大会发言，陈勋儒说，“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陈勋儒说，创建评比活动耗资扰民，而居民却叫苦不迭。他举了一系列例子，比如用行政手段限期拆除防盗窗，城管部门粗暴执法，组织干部结队上街捡垃圾等问题，他指责个别城市“目的就是追逐‘名片’。”当他说到，“地方高调宣传‘最具幸福感城市’，群众却为‘被幸福’起哄抱怨。”掌声再一次响起来。这是二零一一年全国两会上十几天时间，几百个发言中，唯一一个两次被掌声打断的发言。每年耗费巨资召开的两会，竟找不到掌声，这样白白浪费百姓钱财的无用的会议，全世界也只有一党独裁的中共才会有，才会年年有！
六、关于经济发展成就的缘由
中共自称发达国家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经济发展，我们仅用了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一点经常被中共拿来说事，成了它显摆自己如何“伟大、光荣、正确”的证见。其实，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中共的松绑，使中国民众聪明才智的发挥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自由空间，才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而这也刚好从反面证明了长期以来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对中国民众思想、才智的禁锢，对国家发展的极大阻碍和束缚。只此一点，中共的罪过就不可饶恕。
曾几何时，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同处于一个起跑线上，但当人家一门心思搞建设谋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在中共的控制下，大搞整人运动，一拨又一拨，一茬压一茬，没完没了。上点岁数的中国人的一生就是在运动中度过的，太多的人患上了运动恐惧症，害怕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一场运动，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成为运动的对象。有心人做过统计，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而其实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编造出来的谎言。谁都搞不明白中共有什么必要非要搞这么多运动！对运动这么有瘾！让全世界匪夷所思；谁都搞不懂中共犯了哪门子邪了，放着正经事不干，如此发神经，整天瞎折腾。
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战争年代怨战争，没有战争了，和平时期就自己折腾自己，变着花样的折腾，古今无有。万里在《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中说：“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害人。邓小平也承认：“人民需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邓小平文选》）。在《遗嘱》（2007年内参第5期）里，邓小平还反思说：“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几十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现在这个政体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这个政体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如果中共是一个真正为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它应该从执政之日起，就摒弃战争年代的暴力革命模式，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富民强国，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但是，中共没有，而是以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方式，继续推行其革命的一套，直至“文革”结束后的难以为继，濒临崩溃。中共为了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甚至不惜毁了这个国家，如五七年对“右派”的打击、十年“文革”的内乱、八九“六四”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镇压，等等。改革开放，是中共的强权革命已走到尽头，再也无路可走，被逼无奈的结果。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革命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正是这种危机促成了中共的改革开放，成了中共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