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圈子里，发生了几起文化事件，其一，中国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 100个知名作家手抄毛的这篇讲话；其二，央视播出由作家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其三，美国有一位在大陆当过知青的华人作家填词写了一部歌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歌，叫《岁月甘泉》。
这三起文化事件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和堕落。先说这100个知名作家，里面除了少数原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中坚作家。而在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流向已经逆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不再是政治服务的简单工具，不再把阶级性放在高于人性的位置上，所以那时候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谁知道六四过去23年，中国泛社会精神堕落，道德沉沦，这首先在于这些刻画人心人性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堕落。在那些被出版社邀请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中，只有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一个人断然拒绝，她说： “我从来没有抄过东西，也不会去抄东西。”这件事在网上引起滔滔议论，网民除了讽刺和斥责那100个作家，也赞扬了王安忆的风骨。
至于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知青》，开始几集还没有觉得怎样，越往后播，网上越是舆论哗然，这是典型的为上山下乡运动招魂和为文革贴金的货色。于是忍无可忍的网民发动联署，要求央视停播这套“精神污染”垃圾电视剧。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对一代青年灵与肉的摧残，难道还是什么值得赞美歌颂的事物吗？
同样的精神扭曲和是非颠倒，在所谓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和曲调里，也集中体现出来。这个由美国华人作家填词和大陆作曲家谱曲的不伦不类的东西，首先从作品名字看，就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和知青的岁月居然是“甘泉”，它甘在哪里？更加上歌词和曲调都塞满了文革年代最流行的火红口号和夸张的感情。这个组歌在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尖锐的说这是“唱红歌”，因为它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回文革年代演出，说不定还可以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
应该说，无论是国内看《知青》的观众，还是海外听《岁月甘泉》组歌的老知青移民，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觉得可以满足怀旧心理，那其实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追思和祭典。就像现在大陆在公园广场里唱红歌的人，他们并非认同红歌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别的曲调能够保留下来，他们只会唱红歌而已。同样，为知青生涯的细节重现而感动的观众，也是因为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青春的全部，生活中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哪怕是苦难，也作为记忆收藏和翻出来回味，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作家，他的精神境界不是煽动大家去怀旧，而应该深刻揭示那个年代的悲剧性，和深刻批判造成那场民族大灾难的内在根源。为何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中国的作家群和知识分子反而整体精神倒退了呢？
其实答案很明白，他们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后六四的政治高压和所谓盛世的铜臭物欲中已经被淹没，其实后六四23年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欲横流、寡廉鲜耻不但见于字里行间，见于银幕荧屏，甚至腐臭到了央视的中国新年联欢晚会舞台上。
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了望者、批判者，是公义良心的捍卫者，在中国古代所谓“士”这个阶层，以及在毛时代一大批被整肃被流放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当中，这都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道统。岂知到了今天，已经风化剥落到接近彻底沉沦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FA
参考阅读：
记者_周至美 实习生_常晔、林羽丰 长沙、上海、北京报道
4个多月前的1月18日，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写了一封《特邀抄录毛泽东手稿约稿函》，邀请一百名文艺界名家参与，分别抄写《讲话》片段，拟汇集成书，正式出版。
在约稿函中，何建明说，为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将“举办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征稿活动”，“出版一本特别定制的宣传纪念册”。
随着何建明的约稿函一同寄给百余名文艺界名家的，还有请求抄写的原文一页、抄写用册页本一册和格式样两张。
“请您依其格式样，以钢笔按原文位置横排书写。抄后请留下您的签名，并附五十字左右的个人简介一同交付我们。在此，对您的墨宝和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何建明说。
这便是在今年5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建明主编的《毛泽东同志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得以出炉的机缘。
“抄写费用现金1000元”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王宝生表示，从中国新年前，他就开始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多位作家表示，费用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
据王宝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寄给作家的稿纸是编辑亲自用圆珠笔画好方格，作家签名的位置都准备好了，“平均每位作家写170个字”。如果比照目前每条微博140字的篇幅，这相当于一百个作家发了一百条加长微博。
抄写者中的一百人，均是中国目前知名度较高的文艺家。其中有在《讲话》前后去过延安的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白毛女》作者）、周巍峙（代表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白刃、于蓝、黎辛（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处理和发表多篇与座谈会有关的稿件）、郭汉城等。
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说，有些人现在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他们的抄写一丝不苟、工整认真，有些人甚至抄写数遍。
“很多抄写者对于这种形式特别认可。”王宝生尤其强调， “像于蓝，亲自听过毛泽东在鲁艺《讲话》的报告。”
这一百人当中，当然也少不了在中国作协或中国文联任过职的“大腕作家”。例如现任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的铁凝和陈忠实、莫言；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等人。
而像贺敬之、于蓝等老同志，除了抄写一页讲话之外，还为此次出版题词。如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的题词是“中国解放区革命文艺精神永放光芒”。
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蒙的题词是：“青春万岁。”这恰好也是他的代表作的书名。而于蓝的题词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
在这一百人中，曾获得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有7位，包括陈忠实、莫言、刘醒龙、张洁、刘玉民、徐贵祥和王火。其中唯一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还为此书题词“忠于艺术”。
若以出生地来算，来自江苏省的作家最多，有17位，依次是山东省15位、河北省14位、上海8位，其中多人在地方作协或文联任职。
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虽然不在百位抄写者名单中，但她也在5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生活照亮艺术》。
“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是缔造了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更是位博览群书的杰出诗人。”在文章的开头，迟子建这样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学习《讲话》的体会。”
“全书定价260元”
当然，这百名抄写者中，也遗漏了当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余华、余秋雨、王安忆等。
《南都周刊》记者曾拨通了王安忆的电话，王明确表示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王宝生跟《南都周刊》记者解释，该书在出版过程中，联系一些文艺名家时也颇为曲折。
“例如有些联系人在国外，不方便邮寄；有的关掉联系方式集中创作，因而难以联系到；有的身体原因难以胜任（如《我的祖国》演唱者郭兰英）；还有的联系到但当时在山区不方便通信（如歌剧《刘胡兰》选曲作者马玉涛）。”王宝生说。
该书的编辑工作持续了三个月。作家邮寄回来抄本之后，出版社开始要制版。“要嵌字、去线。有些作家写错了字，会认真重新写一个，我们会单独把这个字拿出来。作家们都非常认真，比如贺敬之老师写的很工整。”王宝生说。
至于为何采用了夹寄现金的方式支付稿费，王宝生解释说是为了双方的方便。
“这是我们对劳动的一种尊重，另一方面，这里面每一位文艺家的字都不止这个价钱吧。不过，王晓棠（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饰演金环、银环。记者注）老师是唯一没有要报酬的艺术家，她说，抄写毛主席的著作，不需要报酬。”
“这本书在文献整理上很有价值，从艺术上，读者也可以欣赏到名人名家的手迹签名。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印装精美。”王宝生介绍说。
该书的装帧相当精美，采用了瘦长的16开本，有盒装外封，内页分“版本”、“首版”、“重录”、“抄本”四个部分。全书325页，定价260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数为3000册。
“版本”中选取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的63个封面，含36版中文、2版少数民族（藏文、维吾尔文）、25版外文封面。图档由荣膺“收藏毛泽东著作吉尼斯世界之最”称号的张迪杰先生提供。
“首版”选用了1943年解放出版社（32开、42页）的影印件。
“重录”是采用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版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予以重录。
“抄本”封面是书法家欧阳中石的题字。据王宝生讲述，他们之前找了欧阳中石，想让他抄写其中一页，但欧阳中石说不能抄写，于是改为帮封面题字。
于是，在欧阳中石的题字之后，即是百位文艺家合力抄写的版本，按照名单中的名字顺序，每位作家抄写一页，并附有作家的签名和简介。
“有些后悔”与“无可厚非”
5月21日，媒体刊发了《百位文艺家“抄书”纪念“延安讲话”》后，引发坊间争议。
一些参与抄写的作家在事后表示“有些后悔”。如叶兆言在新浪微博上回应此事说：“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
5月23日，作家周国平发表博客《纪念时我纪念什么？》说，自己当初答应抄写有“顾及情面”的考虑：“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
周国平在文章里说：“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却不过情面”，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理由。
一位名单中的作家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承认，作为圈子里的人，总是有一些情面的，人在江湖，谁都有一些难处。“坦率地说，我不想抄写，我也没看过《讲话》，但不抄就得罪朋友，抄了，也不是我一个人。”
“人家把约请用特快专递寄过来了，一看就是同志们的一项工作，有时候得替别人想想，”作家梁晓声在回应《南都周刊》的采访时说，“虽然觉得意义也不大，不必做这种事，但是你想，支持一下人家的工作嘛。（不做的话）不就等于把人家的信件摔在人家的脸上了吗？”
当得知记者要就手抄本如何出炉等问题进行采访时，梁晓声反问：“你们想做什么呢？这件事，你要是问我《讲话》是否还能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这还像一个问题，这还像传媒应该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告诉你，今天不能仅仅按照那个来指导当下的工作。”
在这本书中，梁奉命抄写的《讲话》内容是：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更多的认为此事无可厚非。
河南作家二月河说，他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途有人打电话催了他一次，“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可以非议的。”
湖北作家、诗人熊召政认为，《讲话》作为一个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文件，纪念一下是无可厚非的，“抄写这个就像抄写唐诗宋词一样，真没有想这么多”。
名单中的一位作家也认为：“作为中国作协的一个出版机构，作家出版社做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
池莉5月28日在腾讯微博上公开回应南都周刊记者说：“在我看来，纪念延座70年与我们每天都在召开的无数各种纪念会议没有区别。我愿意面对和尊重历史存在，也不拒绝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OK，至关重要的是怎样认识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家的想法可以有反复，但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版本仍然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版本流传下去，也会成为历史的记录。”对于因该书引起的争议，王宝生回应说： “我相信读者和作家在见到样书之前和之后，会有不同的认识，会和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会理解我的初衷和立足点。对于《讲话》本身，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认识，但总体上，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出版的归出版。”
5月27日，百位文艺家中韩少功做客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家大讲堂”，在毛泽东文学院做讲座。
在回应南都周刊记者“对百位文艺家抄写《讲话》有何想法和观点”的提问时，这名湖南籍作家强调说：“七十周年前的这个《讲话》基本上是内行话；第二，它针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砭，针砭是对的。最后，如果我有机会对我的湖南老乡毛泽东，包括对邓小平、孙中山乃至对蒋介石这样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做过巨大的努力的一些先辈人物表示尊敬，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后悔的地方。”
韩少功抄写的讲话内容是：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