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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升:历史的教训——感悟中共运动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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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是宇宙的铁律,冥冥中时时都在兑现,谁也逃脱不了。不信吗?中共运动史就是明镜!信不信没关系,请耐着心烦看到最后再做述评!

自从中共来到中华大地,向外杀,对内斗,运动不断。向外斗阶级敌人,如地主、资本家,在中共的词典里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要消灭一切有产阶级。但是,它向内斗,斗自己队伍中的人的残酷程度,并不亚于斗敌人,而且似乎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规迹:总是这次运动的对象就是上一次运动的动力,凡是听信了邪党的谎言,跟着邪党走的,看起来当时虽然得到一点好处,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上一次你斗争了我,下一次我就斗争你,大家似乎都逃不脱这个宿命。这种斗争,自从中共出生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连环式的,一环扣一环。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造反起家时首先是把工人作为它们的主要力量,号称革命的先锋队;其次是农民,主要指的是贫下中农。在夺取政权时,毛说“谁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革命,谁要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是毛泽东发明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军。他也确确实实的是依靠了农民夺取了政权。另外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没有他们,就没有人帮他制造谣言,打造革命舆论;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式的先进武器。可是又是一个叫人非常不放心的人群。因为他们不仅有自然科学知识,最可怕的是,他们还有正统的社会科学与正统的做人的标准,在他们那里邪恶的妖魔鬼怪是站不住脚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就像农民饲养的耕牛,既要用来拉犁,又要给它带上鼻钳,没有用了,就必须封住嘴巴,或者杀掉吃肉,让它为革命作出最后贡献。

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造反夺权的三大主力军,或者说是三大动力。另外,“解放军”这个多方人员组成的群体,尽管连命都给中共奉献上,但是也没有好下场。我敢说,这四大动力,在中共夺权后都没有捞到好处,都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的被中共变相或者直接的当成它革命的对象。这不是说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的人不好,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但是,中共是魔鬼撒旦在人间的化身。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共产党在天上是一条赤色恶龙。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的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从毛泽东的疯狂的斗争到习近平不忘初心的变本加厉的斗争,一路走来,只懂斗争。它的信仰是阶级斗争——土匪思想;进化论——野兽特性,嗜血成性,要弱肉强食;信仰无神论——魔鬼理论,这是其生命基因。谁支持它,就是支持魔鬼,老天爷看得最清,不管你做过什么好事,只要是它的一员,天不容!……

目录:

一、帮助中共斗倒地主的农民,被变成猪狗不如的新型奴隶;

二、帮中共造舆论、发展先进武器的知识分子被砸断了脊梁骨;

三、为中共卖命斗右派的干部,一夜之间掉进十八层地狱;

四、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搅乱中国的红卫兵,被打成三种人,扫地出门;

五,帮助中共斗倒资本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改革开放被踢出工厂门外;

六,唱完血染风采之后被弃之如弊履的解放军;

七,为中共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的悲惨结局触目惊心;

八,相信中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几乎全部掉了脑袋;

九,中共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的对象

十,动力与对象的转变;

十一、最后的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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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助中共斗倒地主的农民,被变成猪狗不如的新型奴隶

毛泽东用小恩小惠、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钓了农民的胃口,让农民帮助中共夺取了政权,打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1950年前后,农民过年,敲锣打鼓,演戏唱歌庆胜利。可是好景不长,1953年统购统销,把农民的粮食抢了去,然后再用合作化的形式将农民的土地全部归公,名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则是完全剥夺了农民的生命根子,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1953年中共为了从农民手中夺粮食,事实证明,搞统购统销虽然能把农民的粮食都抢了去,但是很费劲。搞了合作化以后,农村层层设支部,搞了大一统,农民的土地、农具、牲畜、粮食,都有集体管理,再向农民要粮食就为所欲为,说要多少就要多少。

毛泽东深深知道,历史上的许多造反运动,农民都是主体,所以他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把国民党打倒了。他在造反时真实的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不可忽视,将来说不定农民也会组织起来造他的反。与其说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不如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用他精心经营的共产党,层层把农民管理起来,农民再要想造毛泽东的反就很难了。这才是毛泽东搞合作化的根本目的。

有人跟我说,现在人民群众生活好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走路有汽车,你能说他走的路不对吗?

夏天井水之蛙与的春天井水之蛙相比也许是对的。但是,中共实行合作化以后,农民一年干到头,粮食没等运到场就被中共抢去了。农民辛辛苦苦打的粮食,吃多吃少,农民说了不算,给你定量,一年最少时人均100斤、200斤,最多四百斤,导致1960年饿死四千万人。大家都知道,农民家里饲养的猪都不能定量,否则,它会拱倒圈墙。可见,中共对农民还不如猪狗。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实行严格的户口制,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要想剥去这张奴隶的皮,只有当兵、考学两条路,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当兵只有当上军官才能脱去农皮。上学大多是能够考上大学或者中专才能吃上公粮。大多数都只能老死在黄土地上,遭受中共各级政府的奴役:无报酬的给中共修公路,无报酬的修水利,无条件出集体工。至于种地,本来土地已经不是农民的土地,农民只不过是给中共代种,所以农民说了不算数,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全由中共各级政府说了算。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共产党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词。农民帮了它夺取了政权,它不但不感恩,反而以怨报德。

1958年八月十九日,毛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要称霸世界,就必须军事强大,这就要有钱。钱从哪里来?毛泽东的眼睛就盯在农民的口袋上。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的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复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

为此他掀起的荒唐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大饥荒,全国饿死4千万人。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注)。”“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现在维基解密已经披露,毛泽东与周恩来斯大林有个秘密协议,要中国人减少一亿人。协议上注明,用什么方法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大跃进,大概就是毛泽东采取的一种消灭一亿中国人的方法?!所以,中共根本就不管人民的死活,就在上世纪的60年代人为的大饥荒的年代,仍然向亚非拉等小国出口粮食,名义是支持世界革命,实际是拉选票挤进联合国。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天文数字。

现在中共好了吗?那是痴人说梦。我告诉朋友们,现在它们又抢夺农民的土地、强拆农民的房子。他们得过且过,短期效应,无限制的使用土地,把农民的生命根子都要挖空了;不顾坏景污染,建工厂,盖楼房,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看起来是吃上饭了,但是,臭气熏天,河水浑浊,天不明了,水不清了,河水断流,土地贫瘠,断绝了农民、以至所有人的生存根源。

土地都没有了,中国的粮库都空了,今天虽然通过进口可以吃上饭,一旦进口的管道被堵死了,农民朋友们,我们只能望楼兴叹:唉!原来这么多楼是不能当饭吃的!

二、帮中共造舆论、发展先进武器的知识分子被砸断了脊梁骨

共产党的骗术非常高明,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打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用和平、民主、自由的幌子,将中国的知识分子骗到延安,用小恩小惠,打造民主治国的氛围,将世界许多国家的大陆精英骗回中国,为中共编造谎言,制造核武,发射卫星。但是,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是一群很难驾驭的群体,它离不开他们,又惧怕他们,请看他的内心世界的表白:

1947年底,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成为毛泽东头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他称,效仿苏联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就定下了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他还没有夺取政权以前,延安整风首先开了斗争知识分子的先河。因为王实味写了一篇批评中共搞特权的文章,中共把它杀死扔到一口井里。为了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巴,一方面以清理国民党特务的名义,扼杀了知识分子的正气,另一方面,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清除了王明的势力,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由此实践出一套斗争知识分子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为毛泽东巩固独裁政权的邪恶经验。后来的反对右派运动,毛泽东更是肆无忌惮的设阳谋迫害知识分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劳教、下放、流放到最艰苦的地方,不仅妻离子散,而且被迫害致死致残,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断了脊梁,精英变成了附庸,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任凭中共与毛泽东胡作非为,无人再说一句公道话。除此以外,整个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部分——教师被贬为臭老九,贫苦潦倒之惨状,人人皆知。文革时,包括许多电影演员、明星被迫害致死、致残。这是对国内知识分子迫害的情况。

更可悲的是,国民党逃台湾时,蒋公要许多知识分子一起走,可是,他们被中共眼前的胜利与小恩小惠所迷惑,错过了走向光明的时机,一个个都被中共整死斗残。事例枚不胜举,只要朋友们不是别有用心的五毛,你就可以找到若干真凭实据。还有些本来在民主国家生活的好好的知识分子,相信了中共的骗人的鬼话,回到了大陆,结果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三个奠基人之死,就是千百万个被迫害致死的冰山一角。

叶企孙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40年代还曾做过一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

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

到了中共“文革”,78岁的饶毓泰不堪侮辱与迫害而自杀;叶企孙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凄然离世。

(1),“大师的大师”叶企荪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共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文革”中因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学生,叶原来打算保送他到德国留学,但他一心想到由中共方面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抗日。在叶的支持下,熊大缜前往战区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华学生。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叶企孙的支持购得无线电等军需品,大大缓解了当时中共缺乏弹药支持的困局。但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熊大缜因失言被诬陷为“钻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由于当时子弹奇缺,被用石头砸死。

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每月发给叶企孙50元生活费。这时他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90度。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

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终年80岁。

(2),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饶毓泰

前几年,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饶毓泰、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并列其中。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学生中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

1949年国民政府特派飞机接饶毓泰去台湾,他没有离开,怀着满腔赤子之心,留在大陆,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至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中共大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辞去院、系领导职务,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

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后,饶毓泰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他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不能接受,著名学者、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又批评他思想有问题。不久,饶毓泰在家中晕倒,随后又精神失常。当竺可桢看望他时,只见他“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竺可桢全集》第12卷57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文革开始后,饶毓泰再遭到迫害、饱受折磨。因为他是一级教授,属于中共文革指导档定性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时,他天天被批斗、游街。他弯弯的腰,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全国教育系统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后,饶毓泰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饶毓泰悄悄离开被隔离的物理大楼,回到北大校内燕南园51号家中,用家里一块布,拧成绳子,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终年78岁。本是该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之时,却以这样一种绝决的方式离开人世。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同年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得半死,腿被打残,并且一度精神失常。

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1968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

1978年,饶毓泰、叶企孙等人被所谓“平反”,但他们曾经的壮丽与悲惨的故事却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3),“中国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被迫害致死。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两弹一星”,除了依靠苏联的帮助外,还在于有那些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们的奉献。令人哀叹的是,这些为中共献出了毕生才华的科学家们却大多命运多舛,有些甚至在文革期间自杀或者被迫害致死。据张建伟、邓琮琮在《中国院士》一书中的统计:“中国科学院在10年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29人。”作者还开列了一份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高级科技人员、多数是学部委员的名单,他们是: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瓒、周仁、黄汉武、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饶毓泰、许宝𫘧。

赵九章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也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中国航天科技曾评出过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排在前五名的依次是: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赵九章位列第一足以说明其贡献之大。其最为突出的一个贡献是:他是世界上最早把数学物理的一种方法、一种概念、手段引到气象科学来,使气象学从描述性的定性进入到定量化。

1907年10月出生的赵九章,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他与另外两位同学被称为物理系第五级的“三杰”,广受师生的赞赏。受物理学大师叶企孙先生的影响,赵九章认识到了气象学的重要性,在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导师的指导下,赵九章刻苦攻读动力气象学和高空气象学,并于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迫不及待地返回了中国,并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先后开设了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太空气象学等课程,还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1944年经竺可桢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

中共建政后,赵九章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怀着满腔的热情,赵九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并写信给国外留学的朋友、学生,动员他们回国。1958年,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任地球物理系主任。1964年导弹发射与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赵九章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其后,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担任院长,负责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与钱骥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上上下下都陷入了疯狂状态。在中科院中,赵九章是首当其冲。原来,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因与戴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走上攻读学问之路。而这成为了他的历史罪状。就是这样一位一心做学问、为中共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在文革开始后,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有时因为腰有病,实在无法弯下去,“革命群众”就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尽管遭受如此残酷对待,赵九章在心里仍没有放下人造卫星。然而,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被打死的死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一年的“十一”,他没有像往年一样收到前往天安门观礼的请柬……1968年10月25日晚,赵九章将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躺在了床上……赵九章死后,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流落到哪里。1970年,中共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78年,赵九章被中共所谓“平反”,恢复名誉,还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毛泽东时代是残暴的恐怖主义时代,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最近大纪元网站披露,毛泽东的笔杆子没有一个善终:陈伯达被判刑18年,田家英上吊自杀,张春桥被判死缓,姚文元被判刑20年,王力被关秦城监狱14年,关锋被关秦城监狱14年,戚本禹被判刑18年,萧向荣被迫害致死。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国歌撰写人田汉与毛泽东语录歌的谱曲者李劫夫、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作家老舍等许多知识分子都被中共迫害致死……为什么我们不能善待自己的同胞?当中共指责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中共还没向大陆人民谢罪?

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共接受了“6.4”学潮的教训,改变了原来普遍的歧视的办法,大棒变成胡萝卜,待遇超过工农若干倍,用金钱堵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巴,只要他们不在媒体上发表与中共相反的意见就相安无事。这个办法确实比歧视他们强得多,使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只管自己的金钱地位的帮凶与应声虫,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大脑。这种心的死亡要比肉体的死亡还可怕,助纣为虐的后果更悲惨。助纣为虐者,看起来是中共内斗的牺牲品,实际是不是天也不容!

(待续)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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