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像――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著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著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著“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著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著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著墙根瑟缩蠕动著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残留著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著，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著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著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