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著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著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像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像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著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像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著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像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像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著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像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著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著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像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民教育”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像。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像。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像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