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柴玲六月七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裹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沿途不留任何痕迹，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裹，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前，因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似乎黑白两道都通，愿意帮我们，并约六月十一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与柴玲下车，换公共汽车去了武汉大学。
到武大时，那裹的学生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听他们说，头天晚上的追悼会规模极大，从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国讲述了“六‧四”凌晨他亲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压学生的惨景。我们在那裹也看见了官方电视上的曲解画面，满是军车被烧、解放军被杀的镜头。
蔡崇国游水到港传递录音带
另一方面，我们沿途收听美国之音和BBC，死亡数字越来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怀疑这些数字，觉得有必要对外讲明真相以正视听，就暂时放弃沿途不留痕迹的安全原则，约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海涛为我们准备录音设备，让柴玲做了一个四十分钟的录音。
我请李海涛翻录三十盘磁带，到街上散发，以保证传到海外。两天后，蔡崇国游水到香港，将磁带交给电视台播出。
（2012年6月10日香港媒体人张圭阳在《明报》撰文：八九年六月十日晚上约八时许，一名神秘男子在广播道无线电视的总台接待处留下了一盒卡式录音带，宣称是柴玲本人的录音讲话。为了求真，首先找了经常访问柴玲的两名记者，确定是否柴玲本人的声音，确认后由于柴玲下落是一个谜，天安门在六月四日凌晨发生什么事还没有第一身的说法，由于新闻性很高，新闻部很快得出一个结论，要中断正常的电视节目，在晚上十时许播出了这段柴玲讲话。讲话播出后，引起全城关注，根据群众要求，在同一晚上又重播了一次。海外新闻机构纷纷要求拷贝，新闻部即时配上中英文字幕，拷制了数十份，免费派送给全球的电视新闻机构。）
做完录音我们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随机乘坐公共汽车去南昌。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我们看见民众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台短波收音机，当时国内民众为了收听海外电台了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机几乎脱销。
之后又是随机地选乘火车，经湖南株州辗转到达广东某市。在那裹有一段奇遇，遇到后来救助我们的一群义人。详细情况还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况现在可以说一说。
遇到那群义人的机缘说来很奇妙。我们去那个地方是因为坐错了车，而他们本来也不会在那裹待那么久，就这样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炼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学生，他们赶紧把我们藏到家裹。过了几天通缉令下来，二十一个学生的照片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上，他们才知道我们具体是谁。这一藏，就是十个月。
当时我们的价值理念截然不同。炼功的人思想很传统，而学运则是西化、反传统的。他们帮我们，只是觉得政府不该杀学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观念不同，还是冒险相救，纳粹时期德国基督徒救犹太人的情形，大概与此类似。帮忙最多的我们叫他大哥，后来我们的钱用光了，大哥把他准备结婚的钱全拿出来。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但我观念发生彻底变化，却源于一次闯关中的奇遇。
起初我没想闯关出国，只想留在国内静观其变。观来观去，却是谁谁被捕、谁谁逃到海外继续民运的消息。藏在一个小空间久了很是无聊，听美国之音说秦城监狱裹七个同学关在一起，还让我很是羡慕：一来不再担惊受怕，二来大家一起正好切磋。当然他们遭的罪远没这么罗曼蒂克，这都是穷极无聊时的想入非非。
求观音菩萨保佑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