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的气质很特别
陈云是香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多次撰文狠批地产商和政府，又著有《中文解毒》和《执正中文》畅销书，执正港人中文恶习。他的文章，曾多次提到民国的文化盛世。本刊邀请他谈谈民国对比今天的中国和香港，有何值得借镜。
士大夫阶层承传文化
U：你说过民国时期仍能累积旧有的知识、品味，那是什么原因？
陈：那时掌握文化的是士大夫，他们很多都是豪门的世家子弟，文化背景深厚，不似香港的资产阶级一朝致富，没有文化修养。民初的有钱人，是习惯有钱的，知道要收歛自己，显示教养，张爱玲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传了四代，才到张爱玲。
但后来共产党执政，士大夫阶层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给斗垮。那些文化，到现在仍恢复不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有了钱，会开始怀念那段日子，解释了为何有民国热。香港的殖民统治好似好成功，也要归功这些名门望族。他们部分人移居香港后，捐了很多钱。我在民政事务局工作时，就见过这些人。他们很低调，不说也不知他们那么有钱。
U：可举例说明当时富有人家的教养和品味吗？
陈：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他写了一本《活中国的姿态》，当中提到上海一个拥有多间大宅的有钱人，他有次发现其中一间屋给大批乞儿占据，于是派家丁劝走他们。乞儿不肯，他就逐个派钱，花一年安置他们。当时的有钱人，就是这样讲体面，不跟穷人争，怕被其他有钱人笑他们，没钱打发人，会丢架。换了今天，有钱人叫警察都得，大家也不再用丢架这个词。所以梁振英劝有钱人不要赚到尽，会有富商出来说赚到尽是资本家的责任。
再看看建筑，上海的西式大宅、广东的开平碉楼、香港的何东大宅和虎豹别墅，都是那些名门望族找建筑师设计的。现在的有钱人请人设计，会指指点点，那时候的望族较谦虚，会听建筑师的意见，才会起到那些漂亮大宅。其实那时仍在打仗，那些人仍那么有心机，多少也反映了士大夫的心态。
U：你对民初时期的中国好像特别有好感，那是为什么？
陈：自小就看了很多民初片，觉得那个时期很有亲切感。另外，我很多大陆乡亲在中共掌权后，没法再做生意，连土地也给没收，他们来香港后，仍时常想像如果仍由国民政府执政，生活会如何。所以怀念民国生活，不只是今天的事。
U：今天的中国人也时常接触西方文化，跟当时有分别吗？
陈：当时中国人接触的西方文化较全面，不限于英美。因为那时中国有很多租界，在国内已可以接触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外国文化，留学生也懂得多种欧洲语言。我在德国读民俗学时，分析过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黑白照，发现如果不说明他们是黄皮肤，单看衣着和表情，他们就像一个欧洲人。
U：那时的知识分子为何这么厉害？
陈：以蔡元培为例，他进士出身，到过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留学，懂多种语言。他旧学根底好，会得到外国的贵族和大官员尊重，乐意与他交流，他也能从中学习外国的上乘学问和生活态度。现在的留学生，英文再好，文化内涵也跟不上，没有文化，别人怎会愿意与你交流。
坚持生活态度
U：打仗仍要靓，现在看可能会觉得迂腐。
陈：他们就是有这种坚持，不因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像漫画家丰子恺，战乱时走难两年，期间仍跟太太生了两个小孩，没有因为走难而荒废性生活。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文革被斗，死也不出卖身边人，还一边被打一边说：“同志，你这样说是错的啊。”不过那些对优雅生活和灵性修养的坚持，后来都给摧毁了。
U：除了历史因素，民国有没有什么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陈：那时国家并不禁武，民间开了很多武馆，连俄国的武术家也到上海揾食。现在国家反而禁开武馆，香港政府亦对武馆有顾忌。另外，当时中国有宗教自由，教会传教之余，会到农村起学校，见到有才华的华人，再保送到美国留学。而且当年有人口进出自由、产业自由，就算不能到外国读书，穷人把心一横卖猪仔去外国，打工5、6年，回国后也能自己开厂。但现在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出国打工。
学识更胜衔头
U：教育界的制度又如何？
陈：那时教育界重学养，梁漱溟和辜鸿铭没读过大学，一样可以在大学教书。当时仍有士大夫阶级，他们听你一次演说，就知你学问水平如何，再打听一下你的背景，就可决定是否请你到大学任教。这种制度是排外的，不过把持制度的，是一班有品味和修养的人，懂得礼贤下士。所以当年中大要钱穆申请教席，钱穆坚持不递申请表，僵持了很久，终于要由中大礼聘他。
U：但那时的制度又会造成小圈子。
陈：我80年代中大硕士毕业后，曾到珠海书院教书，当时也是黄毓民介绍，校长出聘书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很不习惯。钱穆写过，那些申请制度，表面公平，实有隐忧，因为通过考试招聘的人，家势、背景不清，请了回来后发现不合适，又因为制席僵化而不能即时辞退他。至于小圈子，其实你一个圈，我一个圈，可以互相制衡，而且那时的人有一定的品味和体面标准。
来源：《U magazine》273期谈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