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可随便就出家
在古代要皈依佛门，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持有度牒。度牒就是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锤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出家绝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布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太监不等于宦官
在清朝之前，“宦官”和“太监”是两个差别比较大的概念。
“宦官”一词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战国时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而太监和宦官发生联系只是明朝的事情。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因此，在大明王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一般宦官。因此，在明朝，太监和宦官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太监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发展到了清朝，太监和宦官才成为同义语，才成为可以互用的两个词。
“道人”未必是“道士”
佛教是在东汉初年才正式传入中国，当时尽管道教以原始的形态在民间广为流行，但并不像佛教那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与严密的组织。但是，道教源于古老的巫术与神仙方术，加上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传播植根于民众，传播范围也比较广泛。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佛教只有借“道”而行，采用了很多道教的名词与说法。比如，佛教又称为“浮屠教”，僧人也因之而叫做道人了。唐宋以降，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佛教有了足够的资本来同道教抗衡，于是便逐渐放弃了以前借助道教传播的招牌，取消了“道人”的称谓，才转用从古印度梵语中音译的“和尚”、“僧”等称谓词语。
不孝本有三，无后为最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著名的儒家格言。《十三经注疏》注释道：“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就是：依据礼教，有三件事情可以称作“不孝”：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拿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儒家认为，在所有的“不孝”行为之中，无后乃是最大的不孝。
孔子最重视的是伦理道德，他曾明确地要求做子女的对待父母应该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句话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父母在世时，子女应该能“养”;父母临终时，子女应该能“送”;父母安葬后，子孙应该做到香火不绝，祭奠如仪。
五福临门哪五福
五福的说法，出于《尚书·洪范》。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亦即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
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在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有着生性仁善、宽厚宁静的德，这是最好的福相。古代中国人认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随时布施行善，广积阴德，才可以培植其他四福使之不断增长。
“三长两短”捆棺材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古时棺木不用钉子，人们是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的。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到后来，人们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是，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生活中经常使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葬的推行，棺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连棺材都绝迹的话，那么把“三长两短”指作棺材的说法也会像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的皮条一样消失。那个时候，恐怕知道“三长两短”来历的人会更少了。
“未亡人”限制性别
“未亡人”，旧时寡妇的自称。如果是一个男人死了妻子，不论这个男人多么悲痛欲绝，他都是没有资格成为未亡人的。“未亡人”只能是寡妇，不能是鳏夫，这就是未亡人的资格。
“附庸”也可有“风雅”
“庸”的本义就是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国、“小城”，因为太小，这样的小城没有资格直属于天子，而只能附属于别的诸侯国。因此，“附庸”准确的意思就是，“附”属于其他诸侯国的“庸”。
根据古代礼制，天子的领地要超过千里，公、侯的领地方百里，伯的领地方七十里，子、男的领地方五十里。方五十里的领地就显得实在有些不入流了，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地位，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天子的朝会，附属于别的诸侯国就是它的宿命。
“附庸风雅”本来是个十分中性的词，无非是“附庸”之地的“风”和“雅”而已。当“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发展到极端，对“大”盲目崇拜后，“美”和“文化”就这样被整齐划一了。其中折射出的心理十分复杂，耐人寻味。
“鸡丁”前面冠“宫保”
“宫保鸡丁”的发明者丁宝桢，是清朝一位很有名的官员，他是咸丰三年进士，光绪二年任四川总督。据传，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尤其喜欢吃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时，自己创制了一种以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为主要原料的美味佳肴。这道美味本来只是丁家的“私房菜”，但后来越传越广，尽人皆知。
很多人知道是丁宝桢发明了这道菜，但是知道为什么被冠以“宫保”的人就不多了。.
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咸丰皇帝以后，这些个虚衔多用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来命名，所以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丁宝桢资历深、官位高，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十一年死在任上。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朝廷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因为丁宝桢的“太子太保”是“宫保”之一，他发明的菜也由此得名“宫保鸡丁”。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何为“宫保”，就把“宫保鸡丁”写成了“宫爆鸡丁”或“宫煲鸡丁”。
灵柩不是棺材
“棺材”和“灵柩”两词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只是“为装殓死人用的东西，一般用木材制成”;而后者是“死者已经入殓的棺材”。简单来说，“棺木”里面没有装人尸体，而“灵柩”有了死者尸体。可见“棺材”和“灵柩”两词并不是一个意思，千万不可乱用。如果有人作古，亲人可以为他去买副“棺材”;如果是说去买一副“灵柩”，等于说买来一个有尸体的棺木，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荒唐的事情，估计无人会做这种蠢事。
东西缘何称“东西”
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好学多问，在未出仕前，家乡有叫盛温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学多才的人。有次两人在巷子里遇到，朱熹问道：“你提着篮子去干什么啊?”盛温和幽默地回答：“去街门买东西。”当时还没有“东西”这一说法。朱熹不解地问：“买‘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为何不买‘南北’?”盛温和并没有直接解答，笑着回敬说：“真不明白?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了。”
朱熹想，“东”即“木”，代表一切植物，如花草、树木等;“西”为“金”，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等;“南”属“火”，“北”乃“水”，“中”属“土”，代表一切一切有用的物质。朱熹很快就明白了，原来盛温和是用了诙谐的语言说，上街去买金木之类可装入篮子的物品，若说“南北”就不对了，篮子里怎么可以装水和火呢?
虚岁到底如何“虚”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虚岁”这个概念一般只用于男人，此即“男进女满”，意思是男人按虚岁计算年龄，女人按实岁计算年龄。况且在实际的计算中，虚岁也不仅仅就是周岁加一岁那么简单。虚岁的具体计算方法是这样：一个人一出生就算一岁;如果恰好这人出生在农历年年末，那么不但一出生就算一岁，并且一到大年初一又要加一岁，如此算来，这个孩子到了满实岁一岁时，按虚岁就已经是三岁了。
因此，在计算虚岁时，春节是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每过一个春节，虚岁就应该加上一岁。如果一个人的生日是阴历的腊月中下旬，那这个人还没有满月他的虚岁就到两岁了。那种单纯认为虚岁就是周岁加一岁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
“红得发紫”受艳羡
作为服色，“紫”的地位本不如“红”。“红”在汉代称为“朱”，被视为正色，而“紫”是间色，又称杂色。在上古时代，间色是被人看轻的，而紫色尤其被视为一种惑人的邪恶色彩。在正统思想观念影响下，紫色的地位不如红色。
当然，紫色虽遭到贬斥，却颇符合古人审美习惯。也就是说，紫色还是有自身的美，且受到人们喜爱。这就奠定了其地位变化的基础。
那么，紫色的地位是如何上升的呢?这应当是与上流社会的风尚有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说的是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国人都喜欢上了紫色。那个时候，紫色衣服的价钱是素色衣服的五倍。齐桓公有点担心，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色衣服很贵，现在全国上下都喜欢穿紫色衣服，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大王想制止这种现象，何不试着不穿紫衣?”齐桓公依言而行，三天后国内再无人穿紫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紫色得以与朱(红)色同为尊贵之色，甚至紫色的地位超过了红色。唐宋两代规定，三品以上高官服紫，唐代三品以下五品以上服朱，宋代五品、六品服朱色。这样，这两种颜色就变得越来越尊贵。
李太白无缘品白酒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是中国人心目里的一个最为动情、最为完美的故事。不过，李白的酒量可能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大。要知道，他饮的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白酒。
在唐朝，白酒还没真正出现。一般认为，中国的酒有50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中国酒以生长霉菌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复式发酵、半固态发酵为特征。所以，早期的酒在酿制方法和口感上更接近于今天的黄酒。目前流行的白酒的酿制技术到元朝才渐渐成熟，在明清时代，白酒才逐渐取代了黄酒，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唐朝的诗人和宋朝的土匪都可以大碗喝酒。虽然黄酒喝多了照样也不好受，但是它的口感、酒精度数和对肠胃的刺激程度却与白酒完全不同。
根据古代的容量标准来换算：1斛=10石，1石=10斗=120斤，一斗也就是12斤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斤是市斤。以目前中国大陆市场上流行的瓶装啤酒620毫升的净容量来折算，所谓的斗酒还不到目前九瓶啤酒的净含量。因此，知道了“斗酒”的容量，知道了酒的度数之后，也许我们会对李白的酒量有新的看法和感受。
袁清郎一心避嫌疑
古乐府《君子行》里面有两句诗文：“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说：站在瓜田里面的时候，最好不要弯下身子去提鞋子，不然很容易被人误会你在偷瓜;站在李子树下的时候，最好不要伸手去整理头上的帽子，免得被人怀疑是在偷摘李子。
《北史》中记载了廉吏袁聿修的故事，讲的是他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任何贿赂。据说他在任尚书的十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一粒米，故有雅号“清郎”。一次遇到老友邢邵，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邵拿出一匹白绸送给袁聿修。袁聿修反复思考之后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
无独有偶，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也对“瓜田李下”作过评论。当时有个叫郭宁的官员把两个女儿送进宫中，于是唐文宗就派郭宁到邮宁做官，人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文宗就以这件事来问柳公权：“郭宁是太皇太后的继父，官封大将军，当官以来没有什么过失，现在只让他当邮宁这个小小地方的主官，又有什么不妥呢?”柳公权说：“议论的人都以为郭宁是因为进献两个女儿入宫，才得到这个官职的。”唐文宗说：“郭宁的两个女儿是进宫陪太后的，并不是献给朕的。”柳公权回答：“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都分辨得清呢?”这里，柳公权将“瓜田李下”词义更进了一步，上升到了舆论监督的层面上。
的确，“瓜田李下”往往会让人误会或怀疑，所以需要谨慎对待。从上述故事来看，古代贤士在这方面很是谨慎。然而，如今有些营私舞弊之人，有些收受贿赂之人，有些跑官要官利令智昏之人，可不在乎什么瓜田什么李下，所作所为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一点没有避嫌的意思，实在是愧对古人。
差强人意赞吴汉
“差强人意”，原指很能够振奋人的意志。差：甚，殊。强：起，振奋。后世多用差强人意，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差：稍微，大致，比较。”词出自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字子颜，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被封为大司马。《后汉书》记载：吴汉每次随从光武帝征战，“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从刘秀对吴汉的评价中，足见他是满意的。所以，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儿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是不对的。
貌如花，虢国夫人素面朝天
宋代乐史在所著的《杨太真外传》中如此记载：杨贵妃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他们杨家因此鸡犬升天。杨国忠被加封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唐玄宗看着杨家姐妹个个美貌出众，兴奋之下连化妆品钱都给出了，可见这位风流天子对美貌女人是多么体贴。
在杨家姐妹中，虢国夫人最为貌美、自信，唐玄宗对她更是青睐有加。她自恃长得出众，常常不施脂粉，便直接去朝见天子，真是既娇贵又大胆。是为“素面朝天”。这里的“天”不是指天空，而是专指皇上。诗人张祐为此写过这样一首诗：“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按照这个典故，只有容貌漂亮才有资格“素面朝天”。除此之外，还应当进一步了解一下“素面朝天”的“天”字的确切意思，这里指的是天子、是皇上，而不是天空。
感情深，梁鸿孟光举案齐眉
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年轻时家里很穷，但他很有学问，在当时很有名气，可是他不愿意做官，一直隐居乡里，自食其力。梁鸿娶了同县孟家女儿孟光后，一起隐于山中，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每当梁鸿回家时，“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来历。
相敬如宾的典故来自《左传》。晋国大夫臼季奉命外出时，经过冀地，见前朝旧臣黄之子缺在除草。过了一会儿，缺的妻子把饭送来，恭恭敬敬地双手把饭捧给丈夫，丈夫庄重地接过来，毕恭毕敬地祝福以后再用饭。妻子在丈夫用饭时，恭敬地侍立在一旁等着他吃完，收拾餐具辞别丈夫而去。
应当说，孟光之妻和缺之妻对丈夫“举案齐眉”和“相敬如宾”，都是出于对丈夫的敬慕，敬其为人，慕其才学。她们都是实在的女人，不善于把自己对丈夫的深情用语言表达出来，只是把爱倾注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间。
“举案齐眉”和“相敬如宾”是专门用来描写夫妻感情甚笃的词语，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两个词的使用范围。
青眼白眼阮籍抛
“青眼”与“白眼”的典故，与“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有关。《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讲的是阮籍的母亲逝世后，有不少名士前来吊唁。按理，人家在灵堂哭拜，阮籍应该陪着哭。可是来客中有个名叫嵇喜的，官位和名气都不小，阮籍却圆瞪着一双白眼看着他，表情木然。嵇喜见此状况，只好不高兴地走了;等到嵇喜的弟弟嵇康来吊唁时，阮籍马上迎了上去，“青眼有加”。
阮籍从小受父亲的教诲，胸怀大志，但当时魏国朝政由专横的司马父子把持，他十分灰心，经常与他的文学界朋友嵇康等人喝酒喝得大醉，对那些热衷于当官、追逐地位的人十分反感。因此，生性旷达桀骜的阮籍常常以眼睛当道具，用“青眼”、“白眼”看人，表达喜恶，完全不委屈自己的感情。他讨厌的人，即使是来向自己表示友好的，也给白眼，但若是自己喜欢的人，就用青眼。阮籍厌恶嵇喜而喜欢嵇康，原因在于嵇康和他一样，都是直率旷达的性情中人。
因此，现在人们常用“青眼有加”或者“青睐”来表示对人的赏识或者喜爱，用“白眼”表示对人的厌恶。比如，北宋诗人黄庭坚《登快阁》诗云：“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为美酒横。”鲁迅《哀范君三首》之一：“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其中爱恨好恶之意，亦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