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采访彭德怀时的丁玲(左)与1937年在延安时的彭德怀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
杨国选文章说，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后来瞿秋白的夫人)的女友，她给丁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沈从文曾经见证了丁玲的第一次恋爱，那是一个海军学生，后来成了左联五烈士中的一员，名叫胡也频。
大约是1924年秋冬的事。胡也频遇到了北漂的丁玲，他给丁玲送来了一束黄玫瑰花，在花间夹了一张纸条，写着几个字：“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正好丁玲的弟弟在那期间殇亡，她常为此伤心，不过，对这送上门来的新弟弟，丁玲并无感觉，把花随手一放，就忘了。
1925年的春天，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丁玲回到湖南老家，但没有想到，胡也频也追来了。丁玲有一天打开门，就发现胡也频站在家门口。身穿月白色长衫的胡也频，只带了一套换洗衣服，就从北京赶来了，到了丁玲家的黄包车钱，还是丁玲的母亲代付的。这个乐观的海军学生感动了丁玲，尽管这之前，他们只见过两三面。
据丁玲自己说，后来她和胡也频结伴回北京，不是要在一起，而是想到了北京就分手，结果被朋友误解了，于是就索性住在一起了，那一年丁玲21岁。
但丁玲她很快又陷入了另外一段爱情。丁玲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湖畔”诗人冯雪峰，但丁玲在两个男人的三角恋中，依然选择了胡也频，痛苦地离开了冯雪峰。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儿子随丁玲姓，丁玲本姓蒋，名伟)。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1931年1月17日，丁玲和胡也频之间却是一次永别。这天，胡也频赴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一个地下党的会议，随之一去不复返。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坚四位左翼作家(地下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然而一天，胡也频突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胡时年28岁。
1931年1月7日，丁玲和丈夫胡也频与孩子蒋祖林照了一张孩子出生60天纪念照，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丁玲在这张全家福后面写了几行字：“韦护满六十天，爸爸准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而且在胡也频死后的第二年，丁玲经冯雪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湖畔诗人”冯雪峰
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是一股潮流，丁玲也动了心。朋友就给她介绍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那是1927年底的事。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雪峰少年成名，在杭州读书时，和应修人、汪静之同为“湖畔”诗人，丁玲第一眼看他就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比他大一岁的诗人这么土，还这么穷，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这些话是丁玲在延安时和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说的。但是，一个礼拜后，丁玲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冯雪峰。他告诉海伦?斯诺：“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
其实冯雪峰的那一点三脚猫日语，是做不了老师的。在日语课上，他们谈论革命和文学。只是丁玲和冯雪峰之间还横着一个胡也频。
1928年初，丁玲做了匪夷所思的决定，他们三人一起去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取舍。
在西湖，他们住在葛岭山上14号。房子是冯雪峰找的，是一个独立的院子。这一场柏拉图式的三角恋，两个男人都等着丁玲的抉择。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丁玲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她让冯雪峰与妻子离婚，被拒绝了。
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而此时，冯雪峰不仅已经和他的学生结婚，而且还有了一岁的女儿，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过年。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冯达：让丁玲后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中共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
后来丁玲在回忆中说：“当时冯达踏进家门时，自己就留意到了他的诡异神色，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在他的后面，跟着几个便以特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被丈夫出卖了。”
对于丁玲来说，1933年5月14日的这次被捕，是一段复杂而痛苦的回忆，她一口咬定是丈夫出卖了她。也就是5月14日这一天，离丁玲家不远的地方，一个头戴呢帽的年轻人被杀，那是应修人，曾经的“湖畔诗人”。当时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身上还带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宣言草稿。他也是来找冯达和潘梓年的。这两个人都是应修人的下属，《真理报》负责人。
丁玲凭着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被鲁迅称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所以，1933年5月她被秘密逮捕，牵动了无数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营救会”，当时左联负责人冯雪峰，还把他和丁玲之间的一些信件和丁玲的“遗稿”编辑为《不算情书》发表在杂志上，既是纪念，也是为营救丁玲而造声势。四处打探消息的朋友，都以为她遇害了，纷纷写文章悼念她，这中间就有她的湖南老乡沈从文，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后来又单独出书。国民党把丁玲从南京监狱转移到国民党的避暑胜地莫干山秘密关押。
十一月，莫干山就下雪了。丁玲看着飘舞的雪花，没有一丝的惊喜。
这个民国的避暑胜地，在1933年的那个冬天，显得格外寒冷。丁玲住在莫干山的一栋度假别墅里，她后来回忆说：“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她不是来度假的，而是被国民党囚禁在山上，已有一个月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丈夫冯达。丁玲说：“冯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我就把他当仇人看待。”
在狱中，丁玲为冯达怀孕了，1934年9月，生下了女儿(蒋祖慧)。1936年9月，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丁玲从莫干山逃出南京，冯雪峰派人将丁玲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以后，丁玲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众人眼中的绝配：“文小姐”与“武将军”
1936年11月，冯雪峰派人将丁玲送往革命延安，她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丁玲受到了当时的最高礼遇接待，专门为她设宴接风洗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当在保安的中央领导人全部到齐。
彭德怀离开他的自己结发妻子刘坤模已经10多年了，没有音讯。来延安的许多女青年，也热情向这位在陕北毛泽东声称的“彭大将军”他示爱。然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彭德怀，对将军失意于婚姻，一段时间曾绝意于再婚，被她视之为清教徒式的人物，就是对这些示爱的女青年，采取视而不见。
几十年之后，丁玲说：“我考虑再三，差距太大，不太合适。”几十年前，彭德怀与周恩来说：“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军人，尤其我还是指挥员，与女作家丁玲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不太合适。”似乎两人之说同出一辙，说明当年彭德怀与丁玲在婚恋问题上是坦诚交换过意见，有着共同的一致意见。也许这就是外界猜测丁玲不嫁彭德怀之谜吧!
丁玲与陈明相差13岁的疯狂姐弟恋
1937年9月，中央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毛泽东钦点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又称主任)，陈明调西战团任宣传股长。
这是中宣部组建开往抗日前线的第一支文艺团体，后来，丁玲在这里爱上了小她13岁的陈明。
在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里，陈明写了丁玲的表白：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
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
那天陈明听了丁玲的表白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团长，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走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一时间沸沸扬扬，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你是‘小丈夫’?”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他退缩了。
很快，陈明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他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陈明很好，那时陈明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他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陈明和席萍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陈明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他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陈明和席萍闪电式结了婚。
陈明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丁玲听说陈明结婚了，对她的打击很大，让丁玲很痛苦。她向挚友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生气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陈明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他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他说，你去当副主任。
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陈明听到的议论都说丁玲非常痛苦，他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陈明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他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3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陈明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他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提出感情不和，要求离婚。
陈明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陈明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他告诉她说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陈明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陈明和席萍分手了，分手时陈明说，孩子给他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
1945年，陈明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陈明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
1942年2月，过年放假的日子里，纠缠了5年的38岁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有些人的嘲讽和挖苦声中，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
195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丁玲屡遭厄运，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毛泽东亲自批判了诸如《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她经历了人生的逆境。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
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1979年2月，中央给丁玲彻底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
阿波罗网王笃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