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的扩大会议我特别注意审查代表资格。……
北大同学能够顺利参加四二七大游行，是民主制度的一大胜利。这说明了民主程序较少数独断为优，保证了能容纳多数人的智慧，因此在重大决策上犯致命性错误的可能性低很多。四二六扩大会议也证明，只要本着民主的精神，即使缺乏经验，也能闯出一条民主的道路和制度。
行政与立法二权开始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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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星期四 晴
孔庆东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门
清晨6点半我被广播吵醒。……
但是，我却不准去领队游行!这事来得突然。7点钟，当我做好准备正要下楼时，孔庆东和沈彤出现在楼道中。孔庆东沉着脸对我说，他不同意我参加游行，要我留校“坐镇”。沈彤也附合了几句，这时王迟英也过来了。我心里又急又气，知道这是他们不满我昨晚启动扩大会议否决常委的决议，也就是他们三人的意见，于是阻止我出校门。只要我不在，出校后队伍由他们带领，以王丹的性格也难以坚持独自领同学们到广场。
见我抗议，孔庆东便起用组织程序说，现在5个常委有4人在，可以开个常委会，讨论封从德是否应该参加游行。我盯着王迟英逼问他的态度，王迟英支唔了二声，不置可否。他总是这样，似乎永远没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在筹委会里几乎没听过他提甚么建议，哪种意见占上风，他就附议。结果，我的申辩自然是徒劳。既然参加了组织，就得按组织程序办事，我不再说甚么，老老实实到2楼240宿舍广播站，眼瞅着同学们浩浩荡荡在喜庆中冲出校门。[5]
孔庆东、沈彤等人的过度忧虑，可能同北高联主席周勇军的举动有关。[6]面临与军警冲突的可能，周勇军在当局的压力下，终于承受不住，在27日凌晨连续派遣了几十个联络员，到各校传达他的“手谕”：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各校取消27日的游行。[7]但这些举动已无济于事。……结果，四二七大游行有百万市民与学生上街，冲破了军警一道道防线，成就了1949年后最大的一次反官方示威游行。
后来听许多同学讲，这次筹委会的表现很不如人意。原来，队伍一出校门，便在中关村遭遇警察拦截，孔庆东等人拼命要同学们返校，同学们当然无法接受。途中他们又屡次劝说同学们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学观察仔细，发现官方学生会也从中作梗，派了他们的人马，装做积极的模样扯开大旗，走在了队伍的前列，但在该带队冲锋时，他们却要卷了旗帜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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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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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直选合法化
4月28日中午例会上，我竭力主张尽快进行全校直选，以使学生自治会名副其实地合法化。……
在我推动下，筹委会通过了30日举行全校直选……
可惜当时大家的热情还沉醉在罢课、游行、上街募款、开会等热闹场面上……
直选计划没能完成，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许大家觉得筹委会在25日才作了新的选举，如果再搞一个直选，感觉和重选一个新筹委会没有实质差别，没意识到直选的重要性，反认为多此一举。我虽一直担忧25日选出的第四届筹委会的代表性，却不能在筹委会上公开质疑，更不可能得到孔庆东、王迟英他们的赞同。因此，在遇到种种障碍后，我精疲力竭，只得作罢，空留遗憾。
4月29日 星期六
王超华要求我主持高联
本来，王丹一直在北高联代表北大，但北大筹委会总感到王丹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申张北大观点，尤其当北大与高联有分歧时。……故在王超华的提议下，北大筹委会选派我作北大筹委会驻北高联代表。[8]……
王超华实际上是希望我去做主席主持高联。周勇军由于四二七前夕的违规表现，28日便被高联罢免，由吾尔开希接任主席。……超华对开希也不满意，在推荐我去高联后，她对我讲有意支持我做高联主席，这样北大就可领导这次学运，她认为北大筹委会在组织上最为坚固、最为完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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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记者招待会”
回到北大后，继续到筹委会开12点的例会。会上，王丹介绍了他与吾尔开希在香格里拉开“个人记者招待会”，并讲有便衣跟踪他们。王丹的做法受到筹委会一些同学的批评，因为筹委会已经立过规矩：常委不得以个人身份见记者。[10]
那晚在文史楼101，北大筹委会举办了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柴玲对我盛赞杨涛主持与答问时的机智。后来我一直不明白，王丹与杨涛这对搭档，为何那晚各自分开办了个记者会?尤其是王丹与开希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如何就懂得要办和如何办“个人记者会”?不过，当时这些疑问也就是一丝掠过，没有多想。
4月30日 星期天
北大研会成功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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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开希任“挂名常委”
4月30日晚的北高联例会，依然在北师大物理楼104召开。高联例会前，还有一个常委会。这晚记忆较清晰的事如下：
一、王丹、开希以安全理由请求留任北高联，作“挂名常委”。
开常委会时，吾尔开希和王丹显得很紧张，说昨晚在香格里拉饭店开个人记者会后，中共便衣盯上他们的汽车，若不是几个香港记者掩护，可能已被抓走。因此他们希望不再到高联开会，但希望继续留任，这样可以利用高联的组织而起某种保护作用，使中共不敢轻易下手。我理解这种在脱离组织孤立无援的恐惧感，也认为高联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参加者在投身时便决定了冒风险，组织也应该利用群体的力量来保护带头人，尽可能减低他们可能受到的伤害。由于我到北高联替代了王丹的常委资格，因此在会上尽力为王丹的请求说话，结果大家决定他们可作为“挂名常委”。[11]
开希躲得很深，他从自己宿舍搬走，藏到一个同学的宿舍，一般人都不知他在何处，这几天的常委会和例会也不来参加。周勇军代理他主持会议。[12]
二、我当选北高联第三任主席。……[13]
……
三、讨论各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的问题。
……
四、讨论复课问题。
……
我主张分批复课，先部分复课再分期复课……
五、讨论对话代表的分配问题。
……
六、决定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项任务交给北大去筹办。我负责督促北大筹委会作一切准备工作。……
5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的记者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幕后却有点小波澜。……[14]
安排北高联新闻发布会
……
发言人宣读九项声明
北高联的人已经来了，我请他们到中央的木桌附近。高联设立了发言人，宣读了九项声明：[15]
……
孔庆东、沈彤想选掉王丹
自从四二五选出第四届北大筹委会以来，经过一周的发展，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大家都希望在“五四”之前调整领导班子，以适应“五四”期间的重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