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北戴河会议”相比，其拥有一个更为官方的称谓，即“中央暑期办公制度”。1953年秋天，中央决定暑期在北戴河办公。1954年，国务院规定北戴河疗养区的使用方针：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文革”期间，暑假办公制度无从谈起，而到1984年，中央恢复已中断18年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
首先要确认的一点是，北戴河会议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务虚会，不会对某个具体议题作出探讨并发布文件，更多的是就年度党内重大事件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问题，在党内达成共识，交换意见。除了开文所言的毛在1958年北戴河作出大炼钢铁以及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外，官方记载承认的还有1960年、1962年总共仅三次北戴河会议，其余皆不见于正史。
召开时间为8月官方刻意释放信号
从召开时间上来说，北戴河会议通常在8月举行，也就是介于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年中会议与秋季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之间。主要的观察渠道是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媒体节目的领导人活动行程，若这一期间内，常委均未有安排行程活动，外界便据此推断北戴河会议已经举行。但若中央媒体公布有关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见宾客，亦可视作北戴河会议的标志，如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便在2005年8月4日到北戴河专程看望了革命老人吕正操。
高层齐聚与会者多为新老常委
北戴河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政坛一年一度的“大事件”，更源于其与会者的身份。尽管并非正式的中央工作会议，但从其参会人员看，级别相当高，通常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退休元老、中央部委以及各省市的负责人。
议题重大为党内达共识
在议题之上，会议上通常会对重大政策的走向、人事安排等作出决断。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严打”和1998年的抗洪抢险，都是中共在北戴河作出的决定。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拖延多日才赶到事发现场，虽然他公开解释自己身体抱恙，但是舆论普遍认为其当时正在参与北戴河会议，分身乏术。
离当下最近的就是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薄案事发与十八大临近，人事案在当时被看做重中之重，甚至有舆论相信，正是那次北戴河会议，诸位元老和时任常委作出决定，对十八大上从总书记到地方大员的全盘人事任命最后拍板。
此次北戴河会议讨论什么？
1预热四中
包括由孟建柱牵头政法委起草的四中讨论案草稿，相信都会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被传交到现任高层和元老手中审阅，预热四中。
2总结周案为反腐治本献策
周永康案铺垫时长，一朝棋落。虽已是死老虎，但鉴于其案情重大，身份特殊，作为直接操刀人的本届政治局常委，必然会就周案的详细情况向与会的各元老、非核心机构甚至外地高官进行通报，并对此案进行总结，以进一步达成共识，确保周案不会再生事端。
中国目前的反腐究竟是怎样一种境况，面临何种困难，也就自然会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寻找鼓声阵阵，向各高层展示反腐情况，寻求支持。
3人事调整
如上文所说，北戴河会议乃为四中预热。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人事调整预热、作铺垫。过往多次常委级别的换届就是在四中上显露信号的。
在此次四中全会上，虽然几乎不会出现决策层层面的人事变动，但是多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调整必是议程之中，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落马的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出现缺位的情况无非两种：被撤职或去世。十八大后，已有李东生、蒋洁敏两名中央委员和李春城、王永春和万庆良三名中央候补委员被查。根据一般规则，对于违纪的高级官员，由政治局作出处理决定，再报经中央全会批准确认。这几人的空缺，将如何填补?牵一发动全身，中高级官员的调动必然牵扯多方，相关意见征集、审查也会在北戴河有所体现。
再加上中共中央巡视组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省部级官员的腐败线索，从中共中央部委到各省，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各大军区，一大批官员面临调整。一向不乏“秘闻”的北戴河会议，也会对一些人事进行定盘，提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认。
4避不开的经济再谈“新常态”
北戴河会议避不开经济话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