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件当年插队时候的旧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和上千万的中学生一样，插队到了边疆农村。一年后，我们这些来自上海的知青们突然发现，很多人的家庭出身从「职员」变成了「地主」。这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这是会影响你一辈子的。于是知青们都到公社去问，为什麽搞错了这至关紧要的家庭出身。公社的回答是没有搞错，经过检查你们的档桉，你们原来的家庭出身「职员」是错的，应该是「地主」。可是这些知青的父亲都是上海的教师、机关干部、医生、商店店员，有不少还是中共党员，甚至是党支部书记。在上海的时候，这样的父亲的成分就是「职员」，所以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职员」。公社说，不对啊，你们档桉里记载，你们的爷爷，也就是父亲的父亲，是「地主」，所以，按照政策，你们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地主」。
知青们大惊，原来这农村的家庭出身是跟着爷爷辈走的，虽然很多人连爷爷的面都没见过。可是，也有少数同学，爷爷辈是农村的穷人，父辈到上海来打工，最后开个小店，办个作坊，成了资本家。这些知青的家庭出身却仍然是「资本家」。于是就去问公社，既然政策规定家庭出身跟着爷爷辈走，那麽我的爷爷是农村穷人，为什麽家庭出身不改为贫雇农，仍然是资本家呢?公社的回答十分的理直气壮：因为你们的父亲是资本家，你们的家庭出身不是资本家是什麽?
显然这样的政策有逻辑上的问题，公社的干部却并不认为这里面有任何问题。知青和公社政工干部，在这样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上竟然怎麽也达不成共识。多少年后我才突然醒悟，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你若以为釐清逻辑能达成共识，以为达成共识能寻求公平和正义，那你就太simple了，太naive了。文革中的中国，是靠「革命」两个字给这个国家输氧，才撑着那口气，否则那样荒唐、那样匮乏、那样反文明反人类的政权，早就该垮了。而所谓革命，就是用一种恐怖气氛来震慑所有人。这就需要敌人。敌人就是所谓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等。可是黑七类是随着不断的运动而要损耗的，渐渐地就会显示「敌人」供应不足的问题。为了维持足够的敌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老子反动儿溷蛋」，设法把敌人的儿子女儿也充当敌人。这就是上述公社政治干部逻辑的来历。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如果你嘲笑当年的这种逻辑荒唐，那就又一次太simple太naive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像北朝鲜一样，是须臾离不开敌人的。没有了敌人，这个制度就没有了如此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要再製造那麽多的敌人了，因为共产党的成员就个人来说，在十年文革中差不多都当过了一次敌人，知道当敌人滋味不太好，而且难免一圈一圈轮流，早晚又要轮到自己的。于是给地主富农都摘了帽，给右派改了正，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少了，渐渐地不提阶级斗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不再用阶级敌人来震慑社会，说明当时是在走向政治制度的改革。后来政治制度改革胎死腹中，那麽製造敌人就仍是必然的，因为这样的制度没有敌人就无法维持。于是就有了以后二十年的「维稳」。维稳的本质就是「对敌斗争」，用阶级斗争来维护政权，没有敌人也要製造敌人出来。
敌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里的主角，没有敌人怎麽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那麽马克思主义岂不空洞化，没什麽实质性的东西可搞了?周永康薄熙来都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他们若上台，必大搞阶级斗争。他们下去了，现在台上的人，只要不想改革政治制度，那麽也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走阶级斗争这条路。
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有德意志人繁琐哲学的特点，非常地显示「理论」。这一点对讲究实际不重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利有弊，弊的一面是中国人搞西方引进的东西从来也没有正宗过，因为没这个能力正宗，动不动就「中国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一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结出世界上最坏的果子;利的一面是谁也没有真懂过马克思的理论，老百姓更不懂，于是不懂的人就可以十分坦然地忽悠更不懂的。
据最新报道，在中国最高级最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开了一个「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工作会议，据说要筹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展开《马藏》编纂工程，建设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等等。
今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逻辑问题，当年的公社政工干部能解决，不知如今在那里开会的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们如何应对：谁是无产阶级，谁是垂死没落的资产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照着毛泽东的方法论，该怎麽分析今日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这些「搞理论的」人若站到天安门广场吼一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会不会让便衣警察摁到地上痛揍一顿?会不会被起诉「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关进大牢?希望他们能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