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节录）
本书是2021年笔者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的姐妹篇，它同样由联经出版。本书和前著的主要的区别是研究重点不再聚焦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文革前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论及毛泽东的治国理政，恐怕没有人不会不油然想起他发动的那些延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带来的暴力、饥饿、血腥和死亡。据有关研究毛的新中国历史的专家统计：择其要者，这类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至少也有十五次之多。而根据《美国之音》的网络统计，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运动则有五十二次之多。仅根据这些统计，我们就不难看到：一部当代中国史，其实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毛泽东和中共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颠覆常态化的国家治理—制度、法规和合法程序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运行机制上完全借助于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动的大规模暴力型的群众运动。这不仅一次次地引发常态社会秩序的混乱，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暂的。
仅对上述政治运动做一些横截面式的浮光掠影，便不难发现它们不仅在时空上有其延绵不绝性，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往往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重复性。鉴于它们效果上的有限和短暂，这种重复在运动的题名上都显而易见。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年初发动“三反运动”，想籍此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虽然运动后党内的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其他的腐败现象却此起彼伏起来。为此，毛只得在1953年初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再如，当代中国史上同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常常重复出现，自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如“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没有停止，但党内的风气却越“整”越坏，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可惜的是：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党内的官僚和腐败问题。
必须进一步补充的是：上述重复绝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而大都是极端恶性的轮回。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大屠杀的档案里，就不难发现它们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恶性发展。首先，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其次，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先斗争、再宣判，后用野蛮的私刑处死，完全是暴力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合作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这里还有一个惨剧人寰的对比或许更能暴露出轮回的极端恶质性。本书第七章〈重回“人相食”年代：新中国从大饥荒走向更大的文革浩劫〉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由政治运动引发的两次的“人相食”惨剧的对比。其一是由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而造成紧接着的大饥荒的发生。不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三千万之众，全中国范围内，至少发生了至少三千多起的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的事件。其二是从文革初期的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的广西省就发生了有档案详细记录的数百上千人次的暴力的“人相食”的狂潮。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发生在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全国性战乱（包括异族入侵）的时期，但却波及了全国。这足以说明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政策—“人祸”导致的饥馑，进而造成的中国农民人性的被迫沦丧。但暴力杀人而食的恶性案件还是非常的少数。而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则还没有了任何饥馑的因素，却带有明显的群体作案的鲜明特点，即大都是公开的、疯狂的群众运动。就参与吃人的数量规模而言，应当是“万人吃人运动”。这一吃人风潮又显而易见是蓄意谋杀性质的。因为它们大都可以归纳为所谓的“为革命吃人型”，即革命干部和群众出于所谓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的大义而吃掉对方。这些恶性事件都是由政权的代表人物策划和推动的，是有组织的群体暴力。如果说大饥荒中的人吃人案件为饥荒所致，大都是个体性的，即隐蔽的个人行为。连盗窃尸体都常常偷偷进行，还透露出人类起码的羞耻感。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和释放了人性中的恶，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兽”的返祖转化。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挖掘，还会发现这种毛氏政治运动在其轮回怪圈中的极端恶质化最初常常起源于最高领袖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后果，即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来掩盖那个旧的、相对比较小的错误。例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为了掩盖他的大跃进决策和政策的错误，把说出真相的彭德怀等人公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一掩盖的后果是以一个大饥荒，即饿死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再进一步，毛泽东对大饥荒（包括“人相食”）的掩盖，还给向他提出善意面谏的刘少奇带来了杀身之祸。那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一场比大跃进—大饥荒更大规模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所在。因为刘在七千人会议中对“人相食”所下的“罪己诏”使毛恼羞成怒。为了掩盖住这一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毛只能发动一场新的、更为错误的政治运动来掩盖过去的政治运动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于是，新中国就在短短的数年内从大饥荒走向文化大革命，仿佛命中注定般地从一个大灾难坠入一个更大的政治浩劫之中。
简单地阐释了上述全景式的审视，还应当进入对这些政治运动纵深面的剖析。虽然这些政治运动都已经过去了，最远七、八十年（如土地改革），最近也要六十年（如文革）的时间。所幸的是：近二、三十年来大陆、尤其是海外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对它们的研究。由笔者主持和参加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就达六、七次之多。另外，由笔者主持和参与的四个大型数据库的建立，更给研究这些年湮代远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详实的原始档案基础。简言之，本书汲取了上述成果，它的新发现、新视野又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笔者力图对中共政治运动所构筑的革命理论体系做彻底的解构。例如，本书第一章聚焦于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具体的数据上颠覆了这一至今为止还在被极力吹嘘的革命神话。中共发动土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延续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地主制”。这一经济形态又表现为地权的超级集中和极端过量的地租。笔者不仅在历史探源中揭示：这些谬论刚出笼便遭遇了如农学家董时进为代表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批驳；在后毛时代，大陆学界的主流已经否定了所谓的“封建地主制”。学界的多数已经认为中国长期地少人多，甚至并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勤劳节俭的自耕农群体而已。中共的土地改革就是建立在人为建构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所谓“地主富农”占据了70-80%的土地）的基础上，其非正义性和荒谬性的程度便毋庸置疑了。
中共政治运动指导理论的荒谬性，不仅表现在它们全然由虚假的数据的支撑，还表现为其政策出尔反尔的欺骗和蓄意制造敌人继而杀戮的血腥。本书的第三章研究毛泽东在建政初期发动的“镇反—肃反运动”。笔者揭示了1949年4月25日毛代表中共向国民政府的全部官员、军人发布的〈约法八章〉曾信誓旦旦地规定：任何前朝政府的成员，只要不进行现行的和武装的抵抗，就不应当被杀和被关。然而，1950年发动的镇反运动中所杀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否有此类“现行活动”，而仅仅因为他们的“历史身份”，即为前朝政府的成员。换句话说，百万反革命大都是被中共的背信弃义或官逼民反的政策制造出来的。他们中有被中共当局在“剿匪”名义的掩护下屠杀的原国民政府军政成员，且绝大多数已经投诚起义；他们中有中共在南方各新解放区的横征暴敛的征粮政策激起了民变和“匪乱”中的百姓；他们中还有中共在建政初期对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会道门”和民间宗教团体的实行全面取缔和镇压激起的反抗者。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还标志着中共进一步在自己内部制造反革命。即便根据中共自己的吹嘘肃反成绩的材料，也说明仅5.7%是肃对了的反革命分子，而其余的94.3%都是肃错了的。
内文选摘
第一章土地改革：革命神话中的荒谬立论、虚假数据和血腥杀戮
中共建政伊始，便发动了所谓的“三大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朝鲜战争。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因为这一运动涉及到占大半人口的亿万农民。朝鲜战争前后虽然也有大量宣传性的政治活动，但其实质还是军事行动，直接参与者还只是军队。镇压反革命是与土地改革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土改所衍生并为之服务的政治运动。中共的宣传机器，至今为止还在不断地传播著：土改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神话。因而，彻底还原被掩盖了七十余年的真相，全面批驳土改所依据的理论和数据，揭示在“革命”和“正义”掩盖下对一个巨大的和平社会群体的血腥杀戮，不仅有历史责任，还有现实意义。
由于土改的实际结果是中共先是从地主富农手里巧取豪夺了土地分给农民，但马上又从农民手里堂而皇之地收回了全部的土地。这不仅导致了毛时代的中国农民从没有摆脱“水深火热”的贫困生活，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1958-1962）还饿死了自古以来的最大人口—达数千万人之多。据长期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谭松教授所指出的：因为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将私有财产变为所谓的公有，然后又用权力将公有变为权贵们的私有”，竟成了中共在毛死后极端腐败最主要的历史渊源：“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都与土地有关”。一方面，中共这个“党国”大地主“通过出卖土地养活庞大的地方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员在卖地中大肆私饱中囊。”多年以来，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博士奔走于京沪之间，大声疾呼“吾民无地”，要求改变大陆的现有土地制度，允许“回到历史的原点”，承认土地私有。然而，在刚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良机。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无法解决，城市中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错序反而更为固定化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会必然地大大滞后。由此可见，对七十年前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历史的必要性，更具有极为迫切的当代性。
“封建地主制”：荒谬的立论和虚假的数据
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主导的列宁主义政党，对于它发动的任何政治和军事行动，总会先建立一套系统的理论，大力宣传、以抢夺道德的制高点。对内，它可以迷人耳目，洗脑成千上万的无知追随者。对外，它可以杜绝批评，在种种“正义”的外衣下掩盖它们的残忍杀戮和逆德阴谋。土地改革作为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然也早就有了一系列的系统的宣传和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长期以来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似乎成了学术界的不容挑战的金科玉律。这些荒谬的理论的集大成者，来自中共领袖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署名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
毛泽东完全照搬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类似西方历史式的定格划分。毛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古代和近现代社会削足适履地定位为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并认定它们存在着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封建地主制”，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加以推翻。这一毛式理论体系的要点如下：第一，这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性质是“封建”的，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第二，之所以把这样的封建制度再加上一个“地主”的名分，又是因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这里的毛氏理论为中共土改的理由“地权超级集中论”和“过量地租和租赁有罪论”奠定了基础。第三，毛泽东由此认定：地主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那么，在中共建政前的中国社会的地权分配的比率究竟到达了何等不公的程度，乃至中共一定要用暴力来加以纠正呢？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切实的统计。一直到1950年6月14日，直接领导土改的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事先经毛泽东的批准和修改，终于提出一个含有具体数目的数据：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不过，对于这一用于发动全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的统计的来源，刘少奇莫衷一是，没有任何起码的严肃引证。刘少奇的讲话公布后，曾在海内、外的学界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它们关于中国社会地权超级集中的资料非但没有任何出处，反而有凭空伪造之嫌。当时，海外学者查尽了国内所有有关土地问题的调查和统计材料，仍然无法找到刘少奇的这一理论和资料的来源。其实只要浏览一下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在这一法令颁布前的一些说法，不难揭开谜底。中共作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党，最高领袖的意志常常就是其最高法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毛泽东的结论，同样没有来源。用董时进先生的事后分析来说，“我想只有一个解释，那即是：这不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些数字的绝对不能作根据，而是因为他们看穿了一般人的马虎，可欺，和遇事不留心，才拿它们出来骗人。……换句话说，他们绝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统计，或发现了中国土地分配的事实，才想起要实行‘土改’，乃是早已打定了实行‘土改’的主意，才去寻找或制造出这样的统计来作借口。”
需要指出的是：对上述毛氏立论和资料的质疑和挑战，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它们刚出笼便面对遭遇的。只不过因为随着中共在大陆的全面独裁和专政，才使得进一步的挑战无法成为可能。提及当年对中共土地改革的全面批判，不能不提到直言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的董时进先生。董是今天的四川重庆人，192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他于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49年12月，他上书毛泽东，同时寄发给中共的若干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在信中，他首先坚决反对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封建地主制”：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的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张贴者：NCN位于12/25/202501:27:00下午没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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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以史为鉴
宋永毅《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简介、目录、吴国光等序
博客来
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
作者：宋永毅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01/08
ISBN：9789570878967
内容简介
第一次用毛泽东的战争思维解开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之谜；
对毛氏从土改到文革的系列浩劫作了突破性的溯源和重审；
对每一政治运动的革命神话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解构。
《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的姊妹篇，不同的是它研究毛通往文革之路——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它们不仅颠覆了常态化的国家秩序，更造成了理政上的恶质性轮回，如建政初期的暴力土改发展为文革中各地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直接大屠杀；1958年的大跃进—大饥荒造成全中国的“人相食”则衍化为1968年的广西“万人吃人风潮”。
书中还对中共所构筑的革命理论做了彻底解构。在重审毛的土地改革中，批驳了人为建构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在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考证中，则揭露了百万“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过是因其“历史身份”──投诚的民国官员而被坑杀的现代降卒。面对受害群体，作者也对令人痛心的史实作了直面审视。如“思想改造运动”中，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主动向中共躁进输诚；又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1949年的选择中对强权的主动臣服。
最后，在研究毛如何指导他的政治运动时，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阐释：毛泽东的深层战争思维。这绝不只是一些具体的举措和极端的言辞，而是浸透交织在毛对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理论界定、战略思考、个人野心乃至病态心理之中的。沿着这条线索，不仅解开不少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之谜，更彰显深具突破性和探索性的历史分量。
延伸阅读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宋永毅著
《彭真：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41-1966)》，锺延麟著
《红太阳的灼热光辉：毛泽东与中国五○年代政治》，盛慕真著
《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三部曲）》，冯客（Frank Dikötter）著，萧叶译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国浩劫史1958-1962（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三部曲）》，冯客（Frank Dikötter）著，萧叶译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三部曲）》，冯客
（Frank Dikötter）著，向淑容、尧嘉宁译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下），钱理群著
《中国：革命到崛起（思想18）》，思想编委会编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著，林添贵译
作者简介
宋永毅，现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英文著作（合著）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1966-1996(Harvard-Yenching Library,1998)、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I(M.E. Sharpe,200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Rowman& Littlefield,2006)。中文著作有《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台湾联经，2021），《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美国华忆，2023）和《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香港田园书屋，2019）等。主编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2002-2021）、《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0-2021）、《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等四个大型数据库，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曾获得美国“21世纪国家图书馆员奖”、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学术勇气奖”、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的“杰出服务奖”等多项奖项。
目录
序一吴国光
序二锺延麟
前言
第一章土地改革：革命神话中的荒谬立论、虚假数据和血腥杀戮
“封建地主制”：荒谬的立论和虚假的数据
《土地改革法》：混乱的文本和暴力的源起
土改情结：对民族精神文化和物质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结语
第二章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洗脑和依附性人格的塑造
雏形：“华北革命洗脑大学”的创办
前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检讨初潮
政治认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斗地主”
大批判：从批《武训传》到思想改造运动模式的确立
华丽开场：周恩来引领的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检讨高潮
“洗澡”和“过关”：学生斗老师的革命的发端
结语
第三章从镇反到肃反：战争思维下的十年恐怖和杀戮
直接动用国家机器杀人最多的政治运动
上百万的“反革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从“按比例杀人”到“计划捕人”，再到“肃反大跃进”
毛泽东的战争思维和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时代
结语
第四章粮食战争：从统购统销到大跃进—大饥荒
战时经济：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
冷战阴影：合作化运动对农民更直接的剥夺
全面“内战”之势？闹粮、闹事、退社、武装暴动……
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大跃进的发动
军事共产主义和“五风”的源起
粮食战争的种种新形式
结语
第五章消灭资本：从公私兼顾、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
公私兼顾：资本对中共的误判和幻觉
强征苛索：打击民族工商业的三路进击
三反五反：“这难道还不叫消灭资产阶级吗？”
公私合营：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结语
第六章“阳谋”：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高峰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转捩点
民主党派精英对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对中共党内反对派的“清党”
高校和民间的组党结社高潮
“阳谋”的来龙去脉和毛泽东的战争思维
结语
第七章重回“人相食”年代：新中国从大饥荒走向更大的文革浩劫
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的普遍性和主要形态
是“阶级敌人破坏”还是饥饿使人性沦丧？
历史的比较：大跃进—大饥荒的三年和民国的三十年
掩盖的代价：从一个大灾难走向一个更大的浩劫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序
序
序一
吴国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毛泽东祸国殃民，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展开政治运动。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毛已经展开了红军时期的“反AB团”、二战时期的“延安整风”和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作为夺取党内权力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胜利的不二法门。1949年之后的毛时代，政治运动更是名目繁多，无日无之，不仅贯穿整个毛时代，而且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到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国家治理与经济建设（如大跃进）到思想改造乃至对外关系（如抗美援朝）。到毛晚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其中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未息下个运动又起，人人都被“运动”吞卷，一切都在政治运动之中。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研究中共的文献中，包括国际学术界对毛时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却找不到对于政治运动的系统研究。这样一个巨大而致命的空白，如今为宋永毅教授的新著《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所填补。这本著作的学术意义首先在此；仅此即可见本书之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本书能够做出上述学术贡献，还在于宋永毅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相关文献中，对于某场特定政治运动的研究其实很多。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界蔚为大观，甚至成为一门显学。但是，这类研究往往是把某一场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或一组历史事件来看，说是对于运动的个案研究可能都不准确，因为这类研究多非旨在探讨相关个案作为“政治运动”的机理，而是强调其作为政治、社会、历史事件的源起、过程与意涵。本书则从宏观着眼，把对于特定政治运动的个案分析与对相关历史脉略的深入探究相结合，并以“政治运动”作为总的研究主题而把个案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展开综合讨论。这是一种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的认识方式，较之只看单点或单线的认识方式，明显具有系统与综合的优势。
实证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而本书的第三项学术意义即在于围绕“政治运动”这一主题展现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宋永毅教授治学以广泛搜集和系统整理毛时代重大政治运动的历史资料见长，编有关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专项“数据库”，惠及学界良多。现在，他在此基础上推出本项专著，以历史为脉络，以毛时代重大政治运动为经纬，实际上写出了一部毛时代政治运动史，显然得益于他在资料搜集与整理上的多年功夫。书中有很多研究成果可谓见人所未见，应该得到读者的重视。
进一步，本书更能发人所未发，从理论上揭示了政治运动作为毛式“人民战争”思维与极权主义政治的深层锲合这一本质。这是本书的第四项重大学术贡献。在我看来，这一揭示抓住了毛主义的根本特征，从而把对毛主义之政治思维、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毛主义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延伸，但这不是机械延伸，而是“富有创造性”的延伸。创造性在那里呢？群众运动，或称政治运动，就是其中根本性的一点。从制度层面讲，政治运动就是极权主义党国权力无所不届的动态实现；从政治层面讲，恰如本书所突出的，政治运动则是战争思维、斗争哲学、阶级专政在共产党掌握权力下的日常施政方式。
当今，不仅在中国政治中，而且在全球观察中，熟知毛时代政治史实的人常常能够在各处发现文革的影子。文革就是毛式政治运动的最高峰，也是毛式战争思维与极权主义的极致结晶。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在政治上为什么会与毛的政治运动有这样的相似？出现这种复归或演变，其背后的机理何在？如果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找到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乃至列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宋永毅教授的大作可以提供根源于历史理解的当代启示。因此，本书不仅具有前述四项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蕴涵深刻的现实意义。
序二
锺延麟╱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
宋永毅老师最广为人知并令人称道的重要学术事迹，自然首推是他长年对中共历史原始资料的认真搜集和丰硕成果，其不但享誉国际，更嘉惠四方。宋老师对中共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其建政以后诸多重大政治运动的数据库，陆续完成、正式面世和不断更新，使得海外从事中共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在资料上提供了重要条件、高度可能和极大便利。事实上，宋老师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国史数据库，内容不但丰富，也多有特殊。其中有些原始文件和谈话资料，甚至是研究者直接去中国大陆档案馆蹲点查档，都未见得可以获阅，遑论取得。可见其查找、累积史料的功力造诣极深。
宋老师在搜集、整理、编辑大量史料的过程中，也着手进行研究。例如：迥然不同于刘少奇是文革首要政治受害者的一般认识，宋老师在较早之时，即撰文直指：刘氏主持的愈趋激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则是文革政治泛滥打击的先期预演。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专文。宋老师在2021年出版之《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更是他在厚实的史料基础上，别有新意地从事著述，进而集其大成的学术成果。
宋老师这本新作《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毛泽东在全面主政中国大陆以后至文革以前，他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针对农村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运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针对“新政权”单方面认知的明里暗里、各式各样敌人的“镇反”、“肃反”运动；针对资产阶级及其企业的改造运动。当然还有伤及无数无辜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以及几近动摇国本的大跃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这是一本资料详实、深刻描述关乎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研究力作。
主要由毛泽东构思而成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开始成形于所谓中共“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见识、见证以至由之领导、鼓动的农民运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毛泽东择选农村作为后续发展的领域，并以武力作战作为革命的主要方式与出路。为了支援战事，应对革命的残酷和长期性，毛泽东主张在地形艰险、穷乡僻壤之地建立根据地，并在其中动员民众以长期应战。
在动员乡村民众支持中共革命的工作上，以土地和财富资源转移为中心议题的土地革命运动，成为中共治下所有群众运动的关键项目。在党的领导和武装控制的前提下，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版本的阶级斗争立场、观点与方法，确立依靠谁、联合谁和打击谁的问题，此即统一战线在群众运动中的运用和操作。在同一政治过程中，党负责人按比例对运动进行数字管理，施行扩大联合面、集中打击面的原则。
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被嘱咐不能简单对之包办，也被交代莫可坐视任之自流、流为“尾巴主义”。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对运动倚靠的群众给以实际物资利益作诱因，重视对之施予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教育，并强调“做中学”，亦即党干幕后操纵、直接驱策群众实际动手参与、体会认识，并按运动起伏需要而鼓励、容忍或调节其中激起的革命义愤和暴力行径（对主要打击对象留以最低限度的活路，以免徒增对方顽抗力道，并可将之充作肉体劳动力，则是国共第二次内战较晚之时“与时俱进”的“改良”版）。
中共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乃是在战争动员的需要和环境下孕育，武装压制和暴力使用作为重要的组成元素，领导监督实施的干部队伍，又往往兼具战斗队和工作队的性质，肩负使命必达、限期达成的职责。战争的思维、习性、做法以至语言表述，因而皆与运动本身交缠相连，如影随形、贯穿始终。
毛泽东随着时间推移、经验累积，对群众运动／政治运动已极其娴熟，深晓其之政治厉害，漠视其对个体的危害；他又如何将运动治理的经验和惯性，在鼎革“日月换新天”之后，一再推出、恣意肆行，又带来、制造哪些史无前例的人为灾难，宋老师的这一新作，无疑地可以提供重要的见证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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