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中共武警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岗
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杀人事件。时任《人民日报》记者林晰奉周恩来之命，同北京卫戍区的军人一道去采访这一事件。
林晰回忆说：“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林晰一行人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他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在“阶级斗争”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奶奶，迷眼。”无望的老人安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出一份调查报告，立即报送中央。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