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是苏州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当时，我是苏州市少年宫红孩子艺术团朗诵队成员，原本准备演出的节目临时改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新作品。由于仓促排练，演出并不成功。不久，艺术团解散，这也成为当时正常社会生活迅速中断的一个缩影。
文化大革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城市。邻近学校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校园内很快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字报。学校管理秩序迅速瓦解，校长被停止工作，教师无心教学，学生无法正常学习。随着运动不断升级，小学最终停课，我的小学生涯也因此中断。
运动初期，各地开展了“破四旧”活动，大量神龛、佛像、字画、古籍等传统文化物品被毁弃焚烧。但很快，运动对象由物转向人。一些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人遭到公开批斗，在群众面前受到侮辱。原本受人尊敬的教师、干部和知识分子，顷刻间成为批判对象。
我的外公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因为抗战时期曾在国民政府重庆防空司令部担任军需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到红卫兵批斗和殴打。这是政治运动第一次直接冲击我的家庭，也让我感受到运动已经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进入1967年，苏州局势进一步恶化。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由政治辩论逐渐发展为武力冲突。最初使用的是棍棒、大刀等冷兵器，随后发展到土枪、土炮等自制武器，最终出现了大量制式枪械、机枪甚至迫击炮等武器。苏州成为当时华东地区武斗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双方围绕苏州城展开长期对峙，在绕城运河两岸修筑街垒和战壕，桥梁两端设置防御工事，白天黑夜不断发生枪战。普通居民只能躲在家中，从枪声判断战斗位置，夜晚还能看到流弹击中建筑物时迸发出的火花。城市生活几乎陷入停顿，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
1967年下半年，在中央发出“停止武斗”“联合闹革命”的指示后，苏州武斗逐渐结束，各派拆除工事、停止交火，并开始上交武器，城市秩序慢慢恢复。
然而，战争留下的伤痕并未消失。武斗结束后，我经过平门附近时，闻到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后来才知道，那附近集中埋葬着武斗中阵亡的人员。冬天再次前往时，只见一排排简陋的土坟排列在旧城墙旁，每座坟前都立着写有“烈士之墓”的木牌。死者大多只有十几岁、二十岁，其中还有一位来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年轻女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流弹击中身亡。
这些年轻人原本都有各自的人生，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失去了生命。随着武斗停止，街垒可以拆除，建筑可以修复，昔日对立的派别也能够重新联合，但逝去的生命却再也无法回来。
资料来源：闵甦宏《疯狂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