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惠林。（宋碧龙／大纪元）
地球暖化、气候异常、水深火热、天灾人祸充斥当代社会。2007年时，有毒食品、物品的另类“全球化”就沸沸扬扬，其原乡咸认是号称“经济崛起”的中国，而超高的经济成长率更是源头，因为“出口”成绩辉煌被认为是堆高中国高成长率的功臣，而且经由出口的管道输出毒素。这样的情况难免引起困惑：各国政府都把拼经济作为主要任务，而拼经济的目标就在达成高成长，如此人民的生活福祉就会提高。难道这样子的认知“错了吗？”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缺乏正确经济常识的世界
我的答案是：的确是错了！原因就在于“缺乏正确的经济常识”或者“经济常识被扭曲了！”经查字典，“常识”就是“普通的知识”，也可说是“平常的知识”，而“知识”也者，“知道事事物物的道理”是也！人世极其复杂，千千万万的人、事、物，渺小的个人当然不可能都知道，可是“普通的”、“平常的”生活中道理，却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该了解或应很自然能学习的。那么，“经济”中也有常识可言吗？由“经济即生活”来看，应是肯定的了！
不过，似乎在任何社会里，“经济”大致被认为专业、难懂，一般人甚至退避三舍，避之唯恐不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多年来我都在试图了解并努力化解这个疑惑。一个深深的感触是：自从“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亦即能用图形、式子在黑板上教、学、导入自然科学的方式，终而在1968年合乎“现代科学”的“严谨”准则而被列入诺贝尔奖行列，就与活生生的“人”逐渐脱离了关系，人被机械化、物化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声称从事“人的行为”探索，实际与人的生活却愈离愈远，可怪的是，这种方式的研究结果却常被政府作为政策的依据。保护政策、管制政策是最典型的显例，政府的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手更是司空见惯，简单的“经济常识”被搅弄的似是而非。
一直以来虽然都有反省的声音和实际动作出现，但要嘛声音微弱，要嘛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更糟糕的是，其间夹杂的太多歪扭的说法。先贤们说的“大道无形、大道至简至易”极适合基本经济学理，我很乐意再引述2006年11月17日过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伟大的自由经济大师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在1985年对基本经济学理的评语：“……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至简至易的无形大道难以言传
弗利曼自己就身体力行写了不少通俗性普及经济学理的作品，也曾在收视率颇高的电视节目现身说法，将他认定的正确基本经济学理活用在日常生活中。其间也有不少名家都下海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台湾，也不乏这种人和这种书，我也可列在其中。除了专业者投身俗化经济学之外，各级学校也早就注意到经济知识的重要，于是不只大学列为通识课，中小学课本也加入经济学教材。
对于此种经济学普及化的情况，我曾以“与其教错，不如不教”和“与其写错，不如不写”来形容我的感受。除了当今基本教科书充斥歪扭观念外，简单却无形的基本学理，如“市场机能”、“价格机能”、“供需原理”、“比较利益”等等，看似容易，其实难以言传，而对基本经济学理及其内涵真正了解者，如弗利曼所言“何其稀少!”。尤其篇幅少，内容浅显易懂的“简易教科书”更是难寻。
我曾在大学教授十多年的经济学原理，努力的将之生活化、通俗化，但成效似乎不彰。除了个人学识不足和了解程度及表达的方式不理想外，缺乏简易的、浅显通俗的“好教本”更是主因，也曾尝试自己写，但都断简残篇难成系统，也深切体认到这种工作实在困难！如今看到这本《经济常识》，让我的眼睛亮了起来，读后更有“终于出现了”的感受。
本书作者们在大学教授三十年的经济学，也早就写了篇幅颇多、分量颇重的畅销大学基本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我就曾选用过他们的书作为大学经济学课程的英文教本，看上的就是他们异于凯因斯学派的自由经济“人性”观点，本书第一篇也是该教科书的开场内容，而我当时就感受到这部分若能讲得透彻已经足够了。我记得学生们听讲这些内容的反应是“像在讲哲学”，这应也显示出当代人对经济学机械化、数理化和图示化的刻板印象，也凸显我的传布功力之不足，很高兴看到这本成功将之通俗化为“经济常识”的精简版本。
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是重要前提
这本《经济常识》另一点让我激赏的是，作者们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之看重和正确诠释。本文开场提及的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就赤裸裸呈现共产极权体制里追求经济成长的荒谬，在无神论“中国共产党文化”不把人当人看待的体制中，不但缺乏经济常识，而且误用经济学理实施错误政策，终而贻害世人。即便是在自由世界，如作者们所言，民主制度让选民选择政策制定者，但“经济文盲”的结果可能酿成灾难。其实，不只“可能”，斑斑史迹可以为证，而当今天灾人祸、水深火热、“永续发展”受阻的场景更是明证呢！
现实世界里，实在充斥太多似是而非的书籍和言论，明明是简单的常识却受到扭曲，这类读物的文笔愈优美，祸害愈大。此时我不禁想起已故的蒋硕杰院士在1981年6月20日发表的一篇时论，他在该文最后奉劝“为报纸写文章的人应各自警惕，不要做当代的贾让才好。”贾让也者，约两千年前汉朝的一位儒生，文笔极佳妙，写了〈治河议〉这篇文章，就文笔而论确是篇值得传颂至今的好文章，但他对水利学及黄河的水文资料都没研究清楚，其所建议的所谓上策，竟是“不与河争尺寸之地”，即将现有河堤决开，让黄河舒舒畅畅、从从容容的流入海去的策略，是不可行而有害的，他的文章愈写得动听，流传得愈广愈久，为害也愈大。
这本《经济常识》不但与〈治河议〉天差地别，而且“精彩且非常详尽地阐述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是复杂的，而本书的阐述简单、扼要、清晰且没有术语的障碍。”（弗利曼的赞语）将经济常识精确的呈现，的确如作者们在〈前言〉中所说的，对任何人和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是这个已败坏到某种程度的世界亟需要的一本书。
（作者为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