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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李鹏不服江泽民 邓小平出面软硬兼施摆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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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五大前夕,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的吴国光在1997年第1期《当代中国研究》撰文《中共十五大前瞻分析》披露,六四事件时,李鹏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不大服气,以至邓小平亲自出面,与李鹏单独晤谈软硬兼施才摆平。

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与中共主要领导人合影,左起李瑞环、宋平、万里、乔石、李鹏、邓小平、江泽民、薄一波姚依林杨尚昆

一、政治路线、修改党章与人事变动:十五大的三项议程

二、确定邓后的政治方向: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时代?

三、“江核心”保卫战:权力重新分配的轴心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预定于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无疑将确定中国在邓小平之后的政治方向,并将重新构建高层政治权力。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开始一个“江泽民时代”。其实,中共十五大特别引人注目,与其说是因为它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旧时代结束之际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了超级政治强人的主导,高层权力将如何分配?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将往何处去?邓小平时代人亡政息,中国将往何处去?虽然北京一再宣传目前的中共领导核心是如何稳定和如何有权威,但是,中共十五大之前的中国政治舞台,很明显充满了变数。一方面,社会矛盾在积累,对外关系也有麻烦,香港的回归则会给这个舞台增加一批全新的演员;另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大幕终于缓缓落下,剧情的发展似乎告一段落,高层权力面临重新结构,谁知道下一幕会是什么样子呢?

本文将对中共十五大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并重点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中共十五大可能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第二,中共十五大上的人事变动可能包括什么内容?

第三,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十五大前后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会是什么状况?

为此,下面的各节将首先研判中共十五大的议程,接着透视新的政治路线形成的迹象,然后转而讨论人事问题和权力架构,特别是讨论江泽民的地位是不是已经完全巩固,有什么挑战者可能威胁江泽民。在检视上述权力斗争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转而透视社会矛盾,观察社会层面的矛盾和高层的权力斗争之间的互动。

一、政治路线、修改党章与人事变动:十五大的三项议程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一般应该五年举行一次。在毛泽东的年代,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常不能如期举行。从毛泽东第一次主导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到一九五六年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相隔了十年。八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正规化和制度化程度甚高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却没有完全贯彻毛的意志。虽然八大决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很快毛就推翻了八大决议,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召开九大,其间相隔十二年。毛在临终之前还主导了中共十大(一九七四年)。此后,华国锋在一九七七年提前召开十一大,试图为华国锋时代的来临奠定基础。不过,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一个重大变化: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了中国政局。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基本上按照五年一次的规定如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一九八二年、八七年和九二年举行了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不过,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为了加快领导层年轻化的速度,中共还在一九八五年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在筹备十三大的时候,也曾有意在十四大之前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同样是为了加快更新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的组成。不过,也许由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发生了整个最高领导层的变动,后来没有把这一设想中的全国代表会议纳入实际政治日程。

从历史上看,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般有三项主要议程:一是制定党的路线,主要是通过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对之的讨论审议而实现;二是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三是修改党的章程,通常有全面修改和部份修改两种方式,在毛时代还会特意安排修改党章的报告以解释、说明修改意图。一九八五年的全国代表会议,不叫“大会”而叫“会议”,主要区别即在于:其议程仅仅是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并不审议党的路线和章程。中共七大和八大的议程都比较繁复一些,在政治路线之外还包括了对一些诸如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等具体事务的报告和讨论。但是,这都不是主要议程,在后来的代表大会都被涵盖在有关政治路线的议程之中了。

根据目前情况,大体可以断定,中共十五大应该也不外乎上述三项主要议程。其中修改党章一项,就整个邓小平时代来看,在党代会议程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毛统治的后期,政治路线频繁更动,因此几乎每次党代会都要依据新的政治路线来修改党章。到了邓时代,基本方针确定之后,就没有大的改动。因此,在十二大上大修了党章之后,十三大和十四大都没有再对党章进行全面修改,而是仅仅修改了一些具体条文,特别是修改了那些与组织制度和权力架构相关的条文。总的说,修改党章这项议程,不过是其他两项议程成果的表现,是一个合法化的手续而已。

这一次,修改党章在议程上会不会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呢?这要看党的路线和权力架构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在党的路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党章可能全面修改,也可能就修改党章专门作出报告;而如果党的高层权力架构出现重要变化,比方说流传中的恢复党主席制,这都是可以通过部份修改党章条文来处理,应该不会专门就此作出报告。后面的分析将指出:估计中共十五大不会对政治路线作出重大修改,而权力架构的改变则可以通过技术性处理而实现。因此,在中共十五大上,党章修改的议程将仍然不会占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中共十五大最重要的议程,将是两项:第一,审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路线,确定新的跨世纪路线与方针;第二,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并确定九八年初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将要产生的新的政府人事组成,从而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这两方面,就是整个中共十五大的意义所在。

二、确定邓后的政治方向: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时代?

中共十五大是一个没有邓小平的大会,因而将为邓小平时代在中国的终结盖上最后的正式标记。既然邓小平时代结束了,那么,第一,是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就随之开始了呢?如果是,那么,第二,这个新的时代具有什么新的内容和特征呢?进一步,第三,这些新的时代内容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新路线和新方针呢?更进一步,第四,什么样的领导阵容才能贯彻新的路线和方针从而适应新的时代呢?相信中共十五大就将围绕这四个要害问题展开,并将最终回答这四个问题。第二和第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共领导层在邓后寻找路向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其实就是高层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合起来,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十五大究竟仅仅是结束一个旧时代呢,还是会开始邓后的新时代?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北京方面就有人断言,所谓的“江泽民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他们并认为,中共十五大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而这个新时代就是所谓“江泽民时代”。那么,中国政局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或者将要开始一个“江泽民时代”?中共十五大会不会是这个“江泽民时代”的开端?决定答案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倒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所谓的“江泽民时代”可能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换句话说,江泽民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对于能不能开启一个“江泽民时代”,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如果以个人名义指称,不外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有他系统的治国思想,对那思想是褒是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邓小平并没有系统的思想,只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邓小平时代的路线却很清楚、很坚定,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高压下推动经济市场化。中间有一个华国锋,他的方针看起来似乎是清楚的,就是凡事按毛泽东的老办法去办。这其实并不清楚,因为老办法总会遇到新问题。结果,华国锋当权时间短暂,很难当得一代之名。面对邓后时代,江泽民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方针呢?可以断言,如果他的路线和方针能够解决问题,则“江泽民时代”就会来临;否则,根本谈不上“江泽民时代”。

从上面的政治遗产看,江泽民的路线选择至少有三种。一种选择,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放弃邓小平的经济市场化政策,重新回到“你穷我也穷”的平均主义,再次试图建立以领袖个人崇拜为特点的共产党全面高度集权,并以强势意识形态控制来迫使人们接受这种集权与贫穷。经过二十年改革,中共党内主张这条路线的力量已经不大了,剩下的代表人物如邓力群等虽然还有影响,但是也在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不过,邓小平式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恶化,却有可能为这条路线的还魂提供社会和群众基础。同时,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所采取的回避态度,使邓小平路线缺少理论上的合法性,使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从而为左派路线以各种面目再次出现留下了足够的营养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可以选择“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以实现个人集权和稳固中共政权。

不过,毛泽东路线的一大特点,或者说实现毛泽东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应该是毛泽东本人这样的“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的存在。这是江泽民以及邓小平之后其他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不具备的。而没有这样的“克里斯玛”,不可能控制中共党内在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广大干部阶层,更不可能控制广大群众。因此,虽然毛主义有它生存的空间,但要成为中共的主导政治路线,还是可能性甚低。

中共十五大的第二种路线选择,是“打倒邓小平的邓小平主义”。这就是说,对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采取当年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办法。邓小平主义不是讲实事求是吗?真要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许多做法也就应该重新审视了。比如说,要不要至少搞一点儿渐进的政治改革?甚至,要不要重新评价“六四”?概括地说,这条路线将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同时推进邓小平不愿意实行的政治改革,通过部份地否定邓小平而坚持邓小平那种“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寻求稳定”的政治路线。这是政治收益很大的一条路线。但是,相应地,这条路线的政治风险也很大。从目前中共高层在政治上的脆弱和谨慎态度来看,中共十五大采取这一路线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此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比华国锋高明的华国锋主义”。所谓“华国锋主义”,就是继承前任,不过这回不是继承毛泽东而是继承邓小平;“比华国锋高明”,就是不象华国锋那样拘泥于前任,而是善于修补调适、左右平衡。其实,说白了,如果不从邓小平前进一步,要修补邓小平路线就只能从借鉴毛泽东的角度来修补了。于是,政治还是高压,不过多加一点儿意识形态,多树几个有点儿温暖的模范典型;经济还是开放,不过多照顾一点儿落后地区,多打几个太碍眼的腐败官僚。总之,能稳定就成。这就很有点儿象当年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稳定第一,而当局也居然颇有几分不计代价维持稳定的能力。这几年看下来,江泽民确实要比华国锋手段高明许多,他要开启这样的一个“江泽民时代”,至少还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得到的。至于这段时间是多长,要看社会矛盾等其他因素的发展。不过,可以断言的是,这样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象当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那样,一直延续十七、八年的。

当然,上述分析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社会矛盾在中共十五大之前没有爆发;另一个前提是,在中共十五大上,目前的中共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重大改变。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前提在中共十五大前后的中国现实政治中会不会成立?换句话说,一个是高层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要点是:十五大上江泽民地位是否稳固?另一个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矛盾问题,要害在于,十五大前中国会否突然爆发一定规模的社会动荡?现在就让我们转而研究这两个问题。

三、“江核心”保卫战:权力重新分配的轴心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干部一旦确定,政治路线也就被决定了。也许,经我这样修改之后的“毛泽东思想”,更能揭示政治游戏的本质。权力的分配,从来都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十五大的“重头戏”,就是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重新组建高层领导格局。那么,这次大会在权力分配上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现有权力格局会发生重大改变吗?

与那种把江泽民地位作为既定前提的分析不同,这里的轴心问题显然还是江泽民的地位是否稳固。当然,与几年前相比,江泽民的地位今天已经大大稳固了。但是,面临中共十五大的权力重新分配,尚无法断言江泽民已经全盘掌握了这次大会和这次权力分配的主导权,而只能说他有比较大的机会,正在争取尽量大的胜算。只有在中共十五大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可能断言江泽民的地位是否真正巩固。而从现在起半年左右的时间,恰恰正是检验江泽民地位是否稳固的最为严峻的时期。所以,中共十五大的权力分配,并非是由江泽民一手掌控的“江核心封官图”,而勿宁说是一场决定江泽民本身地位的“江核心保卫战”。

以下,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第一,谁能主导中共十五大的权力分配?第二,江泽民在做什么样的努力?第三,有什么力量可能挑战江泽民?第四,有没有出现反江泽民联盟的可能?第五,李鹏的出路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

谁来主导权力分配?

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权力分配的最为重要的正式场合;大会上产生的人事安排,则是中国最为重要、规模最大的一次权力分配。这次十五大,不仅将重新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且将在紧接大会之后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次大会的人事布局,不仅关乎党的各首脑机构,而且必须同时决定次年换届的政府人事。

这样重要和大规模的权力分配,以往都是在强力政治人物的主导下运作的。前有毛泽东,后有邓小平,都曾经一言九鼎,决定中共的最高权力分配。而这次十五大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目前还看不到有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够主导这一轮权力分配。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在十五大之前还不到一年的这段时间里,会不会产生出一位政治强人,有足够能力主导十五大的人事安排?第二,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导人物,中共十五大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分配高层权力?

一个明显的质疑是:难道不是江泽民在主导十五大的权力分配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所谓的“主导”,是指能够作主,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第二,我们谈论的只是最高层的人事安排。在最高层人事问题上,有没有人能够在十五大上基本贯彻自己的意图?我认为,虽然江泽民正在强化自己的政治能力,他在一般人事安排上的影响力近两年来有明显增加,但他目前还不具备主导最高层人事安排的能力。有传言说,去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因为在高层人事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只好暂时放弃这一议程。即使这个传言不尽属实,十四届六中全会却也透露了一点玄机,这次会议并没有象外界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任何重要人事变动。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迄今为止,中共高层在有关十五大的高层人事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与这种正式决策过程迟迟没有登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正式政治领域却暗潮汹涌,不同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派系都早已经开始热身,在为十五大的权力重新分配而抢占有利地形。结论很简单:这说明江泽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主导十五大的高层权力分配。

江泽民的舆论先行和人事“抢滩”

但以上结论并非意味着,江泽民没有努力争取这样的主导地位。从舆论上看,江泽民已经占尽先机,试图在十五大前形成明显的优势,以主导十五大的路线确定和权力分配。可以说,通过舆论控制以掌握十五大的政治主导权,正是江泽民在目前阶段上主要的政治战略之一。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围绕江泽民的宣传造势这么集中,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和利用这么强势,可以说是“文革”以来所罕见。这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现所谓错误的舆论导向,以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动荡,那会给江泽民增添意外的政治麻烦;而另一方面还可以形成所谓“马太效应”,显示自己的优势地位,利用台湾政治中常说的那种“西瓜靠大边”的心理,最大幅度地吸引更多的力量支持自己。

此外,这种手法也有可能帮助主政者在外事上比较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因为海外对北京政局的了解,往往是透过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谁主导了舆论,海外就往往认为谁主导了全局。一九九六年以来,江泽民的重要政治麻烦,都是出在外边,包括对台、对美和对日关系。在十五大之前,还有香港回归这件大事。除去其他复杂的因素不说,外边不相信江泽民具有主导地位,因此缺少与之合作的意愿,也是产生麻烦的原因之一。李登辉明确这么说,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这么想。通过对江泽民个人的强势宣传,能不能改善一点状况呢?看来有效果。克林顿与江泽民最近达成明后年互访的意向,就应该是把江泽民地位稳固这个因素计算在内的。

在“舆论先行以主导十五大”的战略之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政权主流力量,也同时在人事上逐步开始采取动作。这些动作的要义在于,在缺少高屋建瓴优势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未来高层权力分配的主导权,而着眼抢占滩头阵地,即抢占那些可以从此稳步扩大权力地盘的起点地界。

北京和上海,就是中国权力战场上的这样两个“滩头阵地”。不久前,中共中央调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入京担任北京市最高领导,同时,上海市高层人事有所调整,形成了陆续向中央输送领导干部的态势。无疑,在未来的十五大上,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政治局是中共的权力中枢。要主导中国政局,一个最基本、最能靠得住的“功课”,应该就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地扩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势力。看来,在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事不易摆平的情况下,江泽民和他的政治盟友目前正把工夫下在这一门“功课”上。

中共十四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包括两名候补委员,共有成员二十二名。过去四年中,去世一名(天津的谭绍文),增补一名(上海的黄菊),撤销资格一名(北京的陈希同),总数还有二十一人。其中,十五大上肯定要出局的,应该首推杨白冰、邹家华和王汉斌。杨在十四大上即已失势,年龄更届七十六、七;邹和王的年龄,今年也分别是七十一和七十二了。另外三位七十岁以上者,都是常委,即刘华清、乔石和江泽民。他们的动向,关系全局,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没有权力斗争上的大变数,则刘应该会退出一线了,江和乔则将连任。这样一来,现任政治局委员中续任者将有十七位,比例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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