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们自幼就被教唱“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同时还被教育“孔学名高实秕糠”，孔老二是自古以来的“头号大坏蛋”。数十年过去，我们现在明白“大救星”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这“头号大坏蛋”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中国人向来自信力很大，他们说，元朝蒙古，来了百余年，清朝满洲，来了二百余年，都被中华民族给同化了。或有人在想，苏俄来了，我们也可以同化了他，这种思想是大错的。蒙古、清朝到了中国，并没有会剿灭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仍然能自立翻身。倘苏俄得势，把我们的文化废掉，那是永远不能翻身的了。——齐如山
一
一种思想、价值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迫切需要，也就是有感而发，有想而生。正是由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极权对人的精神禁锢和制度桎梏，才导致了人权、自由在近代西方首先产生。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代表着上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地位，他们不仅占有权力，而且垄断人们的世界观。宗教极权在思想上形成教条，在行动上建立教规，在社会中确立等级，约束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并且所有一切都僵硬到絲毫不可侵犯。这和现代极权国家非常相似，有些方面甚至完全一样，现代极权国家真正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极权的承袭者，无论精神思想还是组织结构都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及教会组织的世俗翻版。现代极权国家实质上是回到了五六百年前的欧洲社会，所不同的是上帝不是神，而是人民、国家、党，和代表着人民、国家、党的领袖，在人间代行上帝职能的不是教会、牧师，而是党和党的各级干部。今日中国不仅从自身的历史来看犹似秦制的升级版、超级版，而且以世界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则更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极权社会，其实质就是秦制世俗专制与欧洲中世纪宗教极权的叠加、复合、乘积。
十世纪左右，欧洲从宗教极权专制向君主专制的演变过程中，掌握一切的教会的腐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腐败，例如教职的买卖，教士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那种没有任何道德伦理束缚的败坏和今日大陸的情况非常类似，掌握一切权力的教会的腐败与掌握一切权力的现代极权者的腐败是一样的。
二
西方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二元的，从上帝和人的二元对立，上帝为人立法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方式得出的往往是绝对一元化的结果——上帝是唯一的神、上帝万能、上帝造人、上帝主宰一切，这种極為絕對一元化的结果是封闭、僵化、不容任何异己的。
中国文化传统寻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谐转化，而非天人二分、人神对立、精神和物质的二元。中国的阴阳是一种互补转化，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无论是形而上学前提还是由此产生的方法与西方的对立统一根本不是一回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国文化传统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地人合一、多元合一，是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多元合一、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包容一元的，超多元的思维。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无法用“元”的概念来描述，它是一个转换的、演变的、多方面的宇宙维度，是向内的。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同理想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天下为公”，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足以保四海”的仁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各取所需”不类同，不可比。
中国文化传统是“形体归于天地，生死归于自然”，是瓢自飘、水自流的顺其自然。当代那种主义挞伐、敌我二分、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不是源于中国传统，而是来自西方的。
中国文化传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没有那种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群体灭绝，没有那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反人性。
中国传统从来都是文化至上，伦理至上。“惟仁者宜在高位”，中国文化传统中皇帝的合法性在于道德，在于“有道”——“孤是一个有道的明君”。“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无道的昏君”天理不容，“人人得而诛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革命”指的是当皇帝“无道”、“失德”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替天行道”，把他们推翻，更换他们。“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传统中国的皇帝从来不曾如现代极权主义者那样“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中国文化传统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从来就没有过掌握绝对真理的救世说。
中国文化传统处处显示的是内化，文以化人，而非原始生命冲动的泛滥和放肆，所谓的“礼”就是对原始生命冲动的泛滥和放肆的规范和约束。中国文化要的是“吾日三省吾身”，要的是“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邹忌讽齐王纳谏》，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甚至有一部教人作文的《古文观止》，都是教人为人处世、治学从政，要知书达理、仁义诚信、闻过则喜。
中国文人的家国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意识，忧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的是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
三
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确不只有儒释道的传统，也有“百代皆行秦政治”——秦制严刑峻法、商鞅“驭民五术”的传统。《商君书》之“驭民五术”即“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①壹民：统一思想；②弱民：治国之道，务在弱民，使民弱国强；③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④辱民：使民无自尊自信，唆之相互检举揭发，致其终天生活于恐惧氛围；⑤贫民：除却生存必须，剥夺余粮余财，人穷志短。五者若不灵，杀之。
秦始皇是除了“大救星”和“头号大坏蛋”之外的第三个重大表征性人物。秦以后的“百代”虽然承继了秦的皇权专制，但也都以秦始皇的“残暴”、“无道”，秦的“二世而亡”为儆戒。只是到了现代极权治下的新中国，秦始皇的形象才又重新“高大”起来，成了“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夸”、“夺了万世潇洒”的千古一帝。有关于秦制及其驭民之术，鲍鹏山讲《商君书》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1NjAwODE2.html）细致入微、惟妙惟肖、谐趣横生，秦晖讲秦制的视频（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IxNjY2MA==&mid=208736941&idx=1&sn=09b507424e3ca376a454093663faf390&scene=1&srcid=nEXTqpMXnJX4ELO1Clj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痛快淋漓、势大力沉、入木三分。他二人虽然都是讲秦制，但让人听来分明就是当下我们所身临、身受，因为秦制和现代极权是那么的同质同心，这一点也由“大救星”本人亲自做了充分的肯定。“祖龙魂死业犹在”之“祖龙”就是秦始皇，犹在的那个“业”就是秦始皇所创就的“大业”——秦制。
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是一个文化喷涌勃发的时代。虽然诸侯纷争、战火连绵，但知识分子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所谓的“九流十家”，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灿烂局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自由思想的黄金时代就彻底结束了，文化和文化人遭遇的是被“焚”和被“坑”的命运。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其后“百代”都遭诟骂，但到了2200年之后的“大救星”时代——现代极权治下的新中国却有了反转，正所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救星”评述范文澜的一篇文章说：“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大救星”立予驳斥：“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73年9月23日，“大救星”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秦始皇虽然残暴，对文化人还是耍不出“引蛇出洞”的“阳谋”来，与“大救星”相比较，逊色的太多了。“大救星”说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有学者说不够，应该是“斯大林+秦始皇”，实际上纵然是“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也不够，恐怕是再加上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也还不够。“大救星”读马恩列斯的书可能并不太多，但的确是得其精髓。他建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高级、最为严密的现代极权，把一套反人性的、残酷到极致的阶级斗争之术耍的炉火纯青。他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汪洋恣肆，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搅得周天寒彻”。毛澤東熟读精读二十四史，深得其味，他身上不仅有中国传统的东西在，而且颇为浓厚，但关键是传统的哪些成分。
毛时代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只是在1976年从外表上告一段落，而其实质并没有结束，不仅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并且还不时有想再起之势。这只看看到今天为止还有那么多的人仍然是几近丧心病狂地谩骂传统、谩骂祖宗的“文革”式的语言和做法，你就明白了。今天的中国人所受的教育，读的书，说的语言，头脑中的概念、思维方式，都是事先被现代极权设置好了的，您想要能走出来，谈何容易！
四
传统中孕育着我们祖祖辈辈对于生活、生命的探索，孕育着最根本的价值与方法。现代极权主义者反传统，反掉的、粉碎的不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最根本的价值、伦理道德以及和自然的关系。
总有人拿“存天理，灭人欲”来批判我们的儒文化传统，把“存天理，灭人欲”当做反人性、消灭人来对待，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天理”是什么？《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们不是常把良心、良知、良能称作“天良”吗？这“天良”就是“天理”！君不见，对恶人恶行，千夫所指——“丧了天良、伤天害理”；君不见，蒙冤受屈者痛苦嚎啕、哭天抢地——“没天理了啊”；君不见，人人义愤填膺——“XX不灭，天理难容”。这里的“天理”也是人性，是人性中善良的、应予弘扬的部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这里的“人欲”则是指人性中恶劣的、应予抑制的部分，如贪心不足、欲火焚身、欲壑难填等。“灭人欲”的“灭”系抑制之意，如果真的如现代极权阶级斗争之消灭，则灭人性中恶劣的部分也无异于消灭人本身。因为恶劣的人性也是人本来所固有的，只可以抑制而很難消灭，如果一定要消灭那就只有消灭人本身。事实上传统中国也从没有像现代极权的阶级斗争那样彻底地残酷无情地改造人性——消灭人。对“存天理，灭人欲”最简洁准确的理解就是扬善抑恶，这本应是对自己传统文化最起码的认知，可悲的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不仅误解，还振振有词、义正辞严地据此来批判传统，这也正是现代极权斩断传统，使现今的人们与自己的传统相隔绝的恶果！
我们文化传统里的真正儒士是“当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担当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先行者，是“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社会批判者，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君子儒”。
孔子本人正是一位思想、文化、社会的批判者，《春秋》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化、社会批判著作。“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儒学并且谆谆告诫知识人“勿为小人儒”、“勿枉道而从势”、“勿曲学而阿世”。
今日一些自由民主人士批判儒学的内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枉道从势、曲学阿世——小人文化、小人儒，其实也正是儒学所一贯批判的。现代极权指鹿为马、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野蛮地、武断地、极端地把孔子和儒学污名化。而其批儒的结果则是人伦道德的败坏和小人文化的横行无忌、肆无忌惮、毫无底线！今日还在猛烈批儒的自由民主志士虽然早已经把“大救星”拉下了神坛，但却没能走出“大救星”批儒的阴影——和毛澤東一样的批儒，而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儒学是什么。
从根本上讲，儒学本是人们人伦日用的日常生活、民风民俗。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说：“礼失而求诸野。”这里的“野”即是与庙堂之高相对应的民间乡野。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得不对民风民俗的妥协，並不一定其内心真的出于对“儒术”的尊崇，在“独尊儒术”之前先把法家主张的“三纲”塞进儒家則是显证。“独尊儒术”的口号意义远大于实质，其实质也正和今日之“为人民服务”一模一样。
儒学“自任以天下之重”，从没有放弃过“经世”的理想。儒学“以道自任”，追求“以道驭君”、“使君行道”、“觉民行道”，对抑制君权、伸张士权孜孜以求，与君的关系始终都是紧张的。儒学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垂拱而治的象征性元首，一切“行道”之事都交由贤士大夫去施行。孔子注重精神承传远胜于血缘承传，其最高政治理想是突破家天下而致“大同”，是“禅让”而不是“世袭”。张载说：“上古无君臣尊卑劳逸之别”。程颐说：“人君当与天下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对独立精神的高度肯定，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人本思想的表达。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因为“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是孔子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如果孔子生活在当代，则必定是“吾从自由人权民主宪政”。
儒学立足于人生现世，关注个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致力于家庭、社会、天下和谐。孔子自幼无父，在贫寒卑贱的环境中长大，“故多能鄙事”；孔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杏坛设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致力于文化的承传，传六艺，编诗书，阐周易，审礼乐，著春秋，而“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为政以德”思想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极权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为政以术”，所以才成了皇帝新衣、婊子牌坊——做的和说的完全两样！
“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文化传统一以贯之的不灭之精神。“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正是因为儒士对人伦、天地、家国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和追求，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才遭致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酷打击。今之志士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正是“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儒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反映，如果反过来猛批自己的儒文化传统，岂不是自侮自辱。
五
现代极权文化和中国儒文化传统是极端对立的，信奉现代极权文化就必然反儒文化传统，尊崇中国儒文化传统就必然反现代极权文化，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丝毫可周旋调和的余地。那种既反现代极权又反儒文化传统者，或者既信奉现代极权又尊崇中国儒文化传统者都是既不懂现代极权也不懂儒文化传统的，他们的信奉、尊崇或者反对都是经不起推敲、不能自洽的。
现代极权主义的新中国是通过反儒文化传统——“砸碎孔家店”而建立起来的，今日之“自由民主人士”的反儒声音都是现代极权主义教给的，是对现代极权的鼓吹，是一种被极权卖了还在帮极权数钱的行为。
不少中国人在谩骂中国传统、列祖列宗的时候，仿佛他们骂的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祖辈。他们因为认识了几个外文，或者在西方读过一点书，就以为自己就不再是中国人，或者已经是“高等华人”了。他们可说是幾乎丧失了判别能力，既不懂西方文化，更不懂得自己的传统，已经有點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六
当代中国社会最廉价，最不需要动脑筋的观点就是到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极权的根源。这种对传统的攻击，轻者是现代极权继承并且极端化了传统专制，重者则甚至说现代极权之所以如此坏是因为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这简直就是指鹿为马，因为追随现代极权的党徒们，助纣为虐的精英们都不是受中国传统深刻影响的文人，相反都是五四以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所谓新文化的产物，极端片面地全盘西化——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
“五四”以来，中国从“文化国家”走向“近代国家”，再走向“现代极权国家”——国家权力的极端化、绝对化。走的是一条“极端片面”的全盘西化之路，一条西方人自己也一直警惕抵制的道路——党国之路。现代极权主义的党国用国家、人民、党和领袖代替了上帝，用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代替了教义，用党的各级组织代替了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进行全面控制。
这个全盘西化根本就是全盘的基督教中世纪社会，政教合一的世俗化再版。我们今天要求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要求一党专制从国家、军队、法制中退出去，实际上正是重走三百年前欧洲政教分离的道路。不过今日中国这个世俗宗教集团比三百年前有神宗教的教会国家更加疯狂恶劣、更加肆无忌惮而已。
七
传统价值对于现代极权统治从来都是一种最危险的威胁。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由。而在现代极权治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文化精神，家庭社会结构都被犁庭扫穴、扫荡殆尽。在现代极权国家，文化传统从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生存空间。现代极权国家表面上也宣传传统文化，其实质却只是实用地借用传统中对极权统治有用的劣质因素，任何和极权统治相背的文化和传统，任何思维能力、经验能力和独立人格的恢复随时都面临着灭顶之灾。极权之下无文化、无文艺，无论如何包装，无论以何面目出现，其包装、面目之下的实质都是极权。
现代极权专制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反传统。它与一般“专制”不一样，一般专制只是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现代极权专制却不仅如此，它还要限制并且改变人性。现代极权主义者信奉他们的那一个僵化到神圣不可侵犯、“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容任何质疑”的“宇宙真理”。为了实现那个“伟大而又崇高的人类终极理想”，他们以“救世主”自居，因为目的的“绝对伟大正确”，所以“任何手段都是可取的、正当的”，于是乎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六亲不认，于是乎阿谀逢迎、藏污纳垢、作奸犯科，于是乎一切伦理道德和做人基本底线荡然无存。这样的思想和做法完全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人精神背道而驰，一以贯之的数十次运动、数十年摧残之后，现代极权主义的文化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审美口味、伦理观，改变了中国人的一般气质。
数十年来，现代极权把文化传统糟蹋的一塌糊涂，几乎所有人都是吸吮着现代极权的毒汁长大的，满脑满肠的极权概念、极权话语、极权思维。君不见就连那些最为勇敢激进的自由民主人士，也是满口“腐儒”“侏儒”的痛砥传统，这真是令人至可痛心、叹息的事情。
我们早已习惯于现代极权的统治，接受它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并允许这事实继续运作下去。我们不只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维持者。
《窦娥冤》里有句戏词：“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今日追求自由民主的志士们，快快彻底地从现代极权的愚弄蒙蔽中走出来吧，再也不要不分好歹、错勘贤愚、自侮自辱了。
对人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把人的感觉、人的思维彻底地毁灭。生命就是感知，有感知才会继续享受生命。感觉只对有感觉的人才会有，切肤之痛更是对有生命力的人、曾经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人、炙热地热爱人生的人才会有。
八
除了儒释道、严刑峻法、驭民五术之外，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更有“三寸金莲”之丑恶、奴性文化之糟粕、随波逐流之平庸、故步自封之保守等，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深受其害或者至今仍在继续深受其害的，是我们已经抛弃或者应当继续努力抛弃的。
我们要更深的认识现代极权及其文化，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仲维光先生说：
异议人士如果在文化上不是异议的，或者说在文化上表现不出异议来，那么这个异议人士是没有根基的，随时可能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怀抱。没有文化根基的政治是苍白的，混乱的，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可疑的、荒谬的。文化与政治，文化永远是基础，是根本的力量渊源。没有文化基础的政治探究是表面的，近视的，很多时候甚至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文化是政治最核心的灵魂、最根本的基础。失去文化坚持就失去了政治灵魂，没了灵魂就一定会在政治中迷失。
这不是在宣扬文化决定论，而是政治本身就实实在在的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最彻底的改变是信仰的改变，前提的改变，信仰改变必然导致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另外一种文化。信仰的改变虽然迅速、彻底、有力，但对有先入之见的我们来说却也是最困难的。
九
传统的皇权统制对普遍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很有限，正所谓“县官不下乡”，“天高皇帝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做食，帝力于我有何哉？”传统的皇权统制远远无法与现代极权专制对人们的控制相比肩，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古往今来即便是黑帮集团，也还有它惧怕和尊奉的东西，不能赤裸裸地完全以权力和自身利益为第一位。而一个处处把权力和自身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一个强大的现代极权集团，对于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等毫无敬畏的集团，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和利益，一定会无所顾忌地扩张，它随时可能给世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十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要想置中国文化传统、人文传统于死地，绝非易事。推崇“仁义道德”、“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国儒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毕竟是潜移默化，树大根深。包括现在极端反儒的人士，儒文化传统也同样充斥在他们的人伦日用之中，只不过是日用而不察。
欧洲文艺复兴，是要复兴古希腊的文艺，其结果是生发出人类近现代文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复兴，结果也必将是继往开来。今日中国要走出困境，自由、人权、博爱、平等、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是唯一的路向。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了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则是不可能达致目标的。
民主制度可以从外部给予，而文明和人权精神却不可能由强力灌输而拥有。文化的建设细腻和缓而又坚定，虽然和缓，但毕竟势大，它必将到来，无可阻挡！
我们的儒文化传统与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等人类现代主流文明不仅不对立，而且是相互对接的关系。传统的台湾、韩国、日本和我们一样，都是儒家社会，而今也都融入了人类现代主流文明，而其儒文化传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依然保留，并且还在滋长传扬。到过台湾、韩国、日本的人都会对人家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氛围、道德水准、道德自律等有深刻感受。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必定有复兴重光之一日，优秀文化传统复兴重光之时，就是中国融入甚或是引领人类主流文明之日。
2015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