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到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校内日志，读来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时，这所学校不是重点大学。这所大学的老校长在国家教委门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侥幸与北大北师大一起办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没有去过这所大学，尽管他的论文中曾经数十次引用过这所大学天文、物理系发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论文。
——这所大学的学生不能确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国人尊敬。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学校的党委书记因为全校帐上只剩下5万块钱，不得不四处借款给老师发工资。
——这所学校20年前动工兴建的新校区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用建筑工棚组成的阅览室。新校区里的很多建筑和景观都是历届师生义务劳动建设起来的，里面的一草一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
上面说的这所大学就是南京大学，我的母校。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此处引用时对原文作了压缩）
“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这句话引发了我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兴趣。当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之后才明白，原来她才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
一、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
这里说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不是民国时期，是因为民国时期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北洋政府时期，首都为北京；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为南京。前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应当是北京大学，后期的中国最高学府才是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的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几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见为南京东南大学，建校历史一般从1915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算起。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她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曾称称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首都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16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
如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创建国立中央大学的关键人物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仅31岁。1932年，罗家伦35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任职长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氏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的中央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因为经费及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罗家伦原本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前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门力劝，“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出于爱国心，罗“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于是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
罗家伦能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同时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济南“五三”惨案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的“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是天生的大学校长。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他长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他为中大设立的目标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里的一流大学。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他以柏林大学为例，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綦大而影响深远。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他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并从歌词中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委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诚朴雄伟”后来被定为中央大学的校训。
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激励中央大学师生学习柏林大学前辈，“建立有机的民族文化”，葆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要引导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校纪就不可松驰，为此他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罗家伦本身是五四学运领袖，靠闹学潮起家，现在却反对学生闹学潮，且措施极为强硬，这恐怕是他对学潮的反思所致。此举确实耐人寻味。这让人想起五四运动时蔡元培对学运的态度。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一向抱有“成见”，所以五四刚过，立即请辞北大校长。因为他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氏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罗家伦现在反对学生闹学潮，与蔡元培自有一致处，不过他比他的老师更强硬。其中的是非当另作别论，但在由于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的中大，也确是“安定”学校局面的必要之举。
由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非同寻常的自我期许，罗家伦自然将学校的师资聘任和学科调整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第一要务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延聘师资。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就聘人问题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此看得最为清楚：“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罗家伦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后来于1941年挂冠而去，即与此有关。罗家伦的知交方东美教授这样说过，罗为了严格聘任中央大学的教师，不降格以求，往往无视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情面，推却和婉拒了不少内部介绍，以致得罪了一些人。处在和平时期尚能相安无事，而到了战时便不免要寻找借口为难罗氏，其中主要是在经费方面施压，罗无奈只得挂冠求去了。
罗家伦重师，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也毫不含糊。这在内忧外患之际，实属不易，这也因此提高了中大的向心力，是中大成为群英荟萃之地。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大学校长，罗家伦却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理工学科放在优先配置的考量之中。方东美回忆说：“志希是学文科的，他虽然写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文，但是他的科学也只是玄学式的科学，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不会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学术会议，他无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退席。当时我就笑他不务正业，校长该办的公事有多忙，哪有这许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外行的会议。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学问之事是个人的事体，可以很专门，但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些专家学者必须把他们的专门之学，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来使人懂，而不会乱说话的。譬如弹道学，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听了弹道专家的讲演，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专门之学，我听了之后，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见解之要点。我认为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领。教授必须要有学问，同时要能表达，这样才能领导学生。所以，我对这样的学术会议，绝不放过。无论我对这些学问是如何的外行，没有退过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为中大求师。’就因为志希如此用心地访求人才，他请到了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都极优异的卢孝侯（即卢恩绪）为工学院院长，卢在工学院教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
罗家伦办中大，虽然师承蔡元培，但他并不沿袭蔡元培重文理、轻实科的做法。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由于1932年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因此，中大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再度创办了医学院。形成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后来，又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从此，中央大学以7院40余科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之最。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创办了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为了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罗家伦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棉作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由于罗家伦具有“长于建设，勇于担当”的长处，且尽职尽责，很快，中央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至抗战前夕，他任职仅仅五年，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仅仅图书杂志一项，即可见其一端。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到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所以，罗家伦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他把这称为自己的“玫瑰色的大学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新校址最后选定在南京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一片叫石子冈的地方。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非常时期还宜于防空；同时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照罗家伦的说法，“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30个月以后新校即可全部完工。但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日本人攻占了上海。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中央大学西迁，罗家伦“玫瑰色的大学梦”因而破灭。
但他并不死心，为此特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遗嘱”：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内战很快爆发，所以他的这个遗愿也就终未实现。如今，石子岗一带已成为火葬场的所在，人们何曾想到，此处深埋着一个大学城的辉煌梦想，而这一大学城的梦想之地竟然成为火葬场的所在，又是一种多么让人哭笑不得的讽刺！
二、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亮出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一般的规律，教育发展的黄金岁月是国家战乱甫定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战争频仍的年代，教育能够勉强维持已属不易，而要想发展，自然是不现实的幻想。
但是，国立中央大学却超越了这个惯例，把幻想变成了现实。就在八年抗战的“炸弹下”，她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步，反而达到了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