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谢振华(左一)、陈永贵(左三)等人参加山西省委选举投票
发现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谢振华按照组织原则妥善处理。周思来说：“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由于谢振华在山西“支左”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办法，这样就损伤了“总站派”日益扩张的利益。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兵团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行”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由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的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村长，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
陈永贵从党的九大当选中央委员以后，又接连在党的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曾一直报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句妥帖的话：“‘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