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情当然会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不应是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二人关系恶化的核心原因还在政治上。如果说上一阶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动和做法体现了毛泽东意图的话，那么这时，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经不完全一致，出现了相当深的裂痕。当然，从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维护方面看，毛泽东和江青是一致的，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十年一贯制”。这也是毛泽东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但在具体做法和要求获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泽东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从“天下大乱”向“天下大治”转化了。可是江青并不愿意，还要不时地制造各种事端，让中国再乱下去。毛泽东主张“以安定团结为好”，江青却不认为好。特别是，江青认为自己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乱”，打倒刘少奇，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当得到毛泽东的论功行赏，享有应得的权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虚位，没有分管的领域和部门，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职权。她想让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自己控制党中央的领导权，但都没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泽东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由张春桥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职务问题。
可见，这种掌握大权的强烈的主观野心成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行动的主线。
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意图和做法，就不再那么刻意领会和细心配合，甚至有时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在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特别尖锐。例如：
江青一伙阻挠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提到邓小平与刘少奇的问题性质有区别，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泽东这个意思传递了出去。邓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作了批示，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4]
毛泽东的批示，话讲得非常明确。而这个时候强调邓小平的优点，为他评功摆好，绝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态。周恩来立即抓紧时机，为邓小平复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复阻挠。不过毛泽东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难以长期阻挠。一直到毛泽东批示下达一年之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举行的宴会上，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江青一伙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去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
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派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呢?中央政治局为此曾专门开会研究。有人提议由邓小平领队，这从当时的工作安排情况看，也是适合的。因为按一般国际惯例，出席这种大会的代表团长应高于外交部长。但周恩来已患重病，不宜出国远行。那么理所当然的应是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总理。因此，毛泽东选定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可是，江青却顽固地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国。3月22日，外交部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2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当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来，对外交部无端指责，强令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人选。遭拒绝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中央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只好请毛泽东裁决。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邓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35]这样，江青才停止无理取闹。
江青一伙制造“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内围攻邓小平。
“风庆轮”是一艘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造船工业还不甚发达，因此，能制造出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还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过也还有些机件不能完全过关，特别是大马力主机。因此，在出航的时间上曾有所推迟，引起了一些矛盾。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还特别选派了一位有20多年远洋航行经验的干部，名叫李国堂，到船上担任副政委。这本是一番好意，张春桥等人却很恼火。“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是给罗马尼亚运送去万吨大米。1974年5月4日从上海起航，经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绕行风大浪高的好望角，经地中海，航行两个多月终于到达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历时150天，航行3.2万海里。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书的成绩。可是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风庆轮”“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的同时，“四人帮”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国堂副政委进行批斗，同时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所谓航行中问题的内部《动态》上报中央。
在做了这些手脚之后，“四人帮”就倾巢出动大举进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这份内部《动态》上气势汹汹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交通部却被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态度。”张春桥马上响应并上纲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张春桥批示说：“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当然不甘落后，也紧跟着批判了一大段：“基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抗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这些帽子不可谓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纲上线不如张、姚，但整人的办法却很多，他下令：“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
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一天，在同一个问题上作了如此严重而尖锐的批示，是很不寻常的。批示名义上是对着李国堂和他所在单位交通部，但李国堂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视吗?很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谜底三天以后就见分晓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江青借机发难，拿出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当面质问邓小平为什么不批示，不表态?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我要调查，我要调查。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忍无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驳：每次政治局会上都是这个态度，你这样搞，政治局还能合作吗?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在这样气氛下当然难以冷静地研究任何问题，邓小平起身离开了会场。张春桥马上乘机挑唆：“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也大叫：这“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冲突，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江青一伙谋告“御状”，阻碍邓小平组阁。
会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开会。一个政治局委员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开会，这本身就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不正常的。据王洪文和姚文元后来的交代材料，在这个小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经过整夜密谋后，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了。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报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开政治局的多数同志，避开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个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损害。
这次告状的情况，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给特别法庭写的证词里面谈到的是这样：
王洪文开始时礼仪性地询问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之后便开始告状。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围绕“风庆轮”问题发生争吵的经过，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在汇报中，王洪文也没有忘记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分别作了一些吹捧。
毛泽东没有听信王洪文的汇报，反而告诫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样搞不好。”使“四人帮”告状的阴谋未能得逞。王洪文虽然当面承诺回京后一定要找总理谈，按主席的指示办，但回到北京还是先到钓鱼台找江青等人汇报并商讨对策。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后，对陪同外宾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又给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掀起政治风波的阴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到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事，两人作了生动的对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4年12月23日，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满面羞红地承诺：“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还按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书面检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旧。
毛泽东肯定并赞扬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指着王洪文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党的十大上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的决策，已经丧失了对王洪文的信任，而把党、政府和解放军领导工作的重担放在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过：“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主席笑着说：“没有办法呢。”
毛泽东还当王洪文的面谈了他对江青的看法。毛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不过，毛泽东认为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后面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又不告诉我。”说明他对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敌对的力量。
根据会议的决定，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批准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员，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以邓小平为首的12位副总理。江青提议的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意见被否决了。说明，毛泽东虽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没有割断夫妻之情，但在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人事安排上，还是原则第一的，是理智的。不会因亲情而干扰破坏原则。
不过，即使是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江青也不是全部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对着干的。同毛泽东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时候，江青就成为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煽风点火者，而大肆活动起来。这说明，江青把邓小平视为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对毛泽东支持重用邓小平的决策就反对，不满;而当毛对邓失去信任再打倒时，江青同毛泽东又一致了。这也是毛江二人关系中复杂的一面。
八
总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对毛泽东与江青“文革”时期的关系，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一)毛泽东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关系是好的。从始至终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坚持发动、坚持和维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决策者，最高领导人;江青是忠实执行者，具体指挥者。
从具体执行的过程的结果的角度看，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江青忠实而有创造性地完满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例如：炮制揭开“文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伙炮制否定中共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但在执行中又夹带了个人私货。例如，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决策，《报告》最后也由毛泽东审阅批准，但其中的不少伪证，却是由江青指挥专案组用各种残酷非法手段伪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所谓对美外交中的“错误”。江青说，对周的批判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既肯定“这次会开得很好”，又批评江青“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36]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的。不过擅自增加了批“走后门”的内容，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37]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张，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但最终经毛出面批评后还是服从于毛。例如，1974年3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代表大会问题，江青就激烈反对，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外交部。一直到毛泽东亲笔写信警告，才被迫停止无理取闹。又如，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重组国务院的问题上，江青千方百计为争取自己一伙“组阁”而大肆活动。毛泽东明确批示：“不要由你组阁”[38]，还不肯罢休，一直到独自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所提要求遭到拒绝，才不得不勉强接受四届人大的组阁方案。
过去常说，“江青背着毛主席干许多坏事。”“背着干”的坏事当然也是有的，而且相当多。但比较而言，江青遵照毛泽东指示干的事，要比“背着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问题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运的利害的问题上，特别是“文革”后期，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有所违抗，但绝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离。此所谓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终一致，也是江青所谓“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础。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犯下大罪，那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二人关系范围之内了。
(二)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旁观者只能推测，而难以断定。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的伟大领袖的“家务事”，更是难予说个清楚明白。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观察，并非感情恶化或破裂，而是始于住房修缮，江青不满意毛泽东选择的中南海游泳池，而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钓鱼台国宾馆。分居之后，江青还是经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泽东也经常见面。一直到1972年，毛泽东下了江青回家必须事先请示批准的命令，情况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此后也一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连，还维持着夫妻关系的局面。重大场合二人共上主席台，外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江青分居这个大新闻。“分居”在夫妻生活中当然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但就已知的毛泽东同江青分居的具体情况看，似不足以成为解脱毛泽东与江青所干坏事关系的根本理由。
(三)毛泽东与江青之间还是有感情的，亲情的纽带始终没有彻底切断过。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终结之前，始终还是挂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批评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时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39]1975年1月，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述了江青对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看法。毛泽东很担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40]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件很能说明二人关系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最后一次生日的情况。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记载：“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常高兴……”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绝不是像有人在书中说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泪。”[41]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亲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42]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总之，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毛泽东，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需要的是从真实的具体史料出发，多做科学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也许这只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观愿望。不妥之处，深望得到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后即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1961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党校复校时，1977年秋，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指示党史教研室组建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说法是研究文革中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三次路线斗争”)，金春明受命担任组长，成为最早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党史学者。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导师。著有《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与黄裕冲、常惠民合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香港开明书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编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还发表有《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专题论文。
本文写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岁时。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5]江青是1937年8月同其他一些国统区的青年一道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卡车去的延安。见《红岩春秋》1989年第2期54页。
[6]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7]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8]转引自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10]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11]转引自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12]《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7页。
[13]转引自《中国老年报》，2011年7月6日。
[14]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15]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8日。
[16]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l页。
[17]朱仲丽：《江青与金丝猴》，《东西南北》杂志，1992年第2期。
[18]张颖：《风雨往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9]“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个领导文化领域里的整顿和斗争的机构。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任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还有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20]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页
[21]所谓“有鬼无害论”是由孟超编的昆曲《李慧娘》一戏中出现鬼魂的形象而引起争论中的一种意见。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发表了一篇文章，肯定了这个剧，题目叫《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戏文章赞《李慧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江青在上海组织的批判文章，就是对此而发的。
[22]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页。
[2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7页。
[24]《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25]《乱世狂女》，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284页。
[26]《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27]阎长贵：《在钓鱼台的日子——江青秘书谈江青》，《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28]《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页。
[29]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30]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31]《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0页。
[32]《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1页。
[33]《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页。
[3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页。
[35]《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9页。
[36]《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页。
[37]《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6页。
[38]《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8页。
[39]《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4页。
[40]《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7页。
[41]《北京青年报》，2011年9月13日。
[42]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