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决书列举庭审参与人员时，四名证人分别为苏少军、贾德春、丁天亮、曹延忠；但在列举证据时，当庭作证的四人为苏少军、王俊伟、丁天亮、曹延忠。
司法材料显示，贾德春、曹延忠二人时为五大连池市公安局刑警。刘万友告诉说，出庭的是苏少军、王俊伟、丁天亮、曹延忠等四人，曾负责讯问本案被告人。
爷爷死于看守所
在一审判决书中，警察曹延忠等16名证人做了同样的证言——在审讯被告人时没有刑讯逼供、诱供情况。其他相关证据包括，看守所出具的说明，值班记录及入监健康检查表记载被告人无外伤。
一审开庭时，10名被告人拒不认罪，并称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诱供。本案多名被告人及曾被调查的人员称，庭审时，汤继海突然从袜子里掏出一颗牙齿，当庭表示是被警察提审时打掉的。法庭对此未予采纳。
唯有徐俊生一人部分认罪，他否认两起强奸犯罪，辩称“我只是用手摸了摸被害人阴道”，未与被害人发生过性关系。而其辩护律师也称，徐第一次被讯问时，侦查人员存在引导、诱惑的嫌疑。
刘万友说，徐俊生之所以承认猥亵，是一种“辩护策略”。不过，徐最终还是被定了强奸罪。
2018年1月7日，已刑满释放的万秀玲、陈春付、于东军均表示，他们的有罪供述源于在公安局和看守所遭遇刑讯逼供。
万秀玲称，2009年5月，她在五大连池看守所被“检察院和公安一起提审”，“公安提审时，我跪着打我嘴巴，承认了；检察院再提审，我就说没有这事；接着公安提审，我就认了；检察院提审，我再翻供。来回四五次，每次提审都超过12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
一次提审途中，万秀玲要求见女儿，未获允许，情绪激动的她从二楼跳下，摔断四根肋骨。万秀玲坦言，她未能拿到“看病的片子”证明此事。
刘万友、陈春付等人称，在提审时，他们曾被塑料袋套头、打上背铐、用沾水的皮带抽。于东军则称，有天晚上他被打得心脏病犯了，警察给他找了药，吃完后又打，又称，转入看守所后被要求“盘铺”，“‘盘铺’就像打坐一样，身体紧绷着，动一下就挨嘴巴子。”。
陈春付表示，他刚转到某县看守所时，同监舍人员问管教，这个怎么处理，“管教说照旧，他们把我按在便池上浇凉水。”
前述曾与于东军共处两年的栓子说，“于东军每次提审回来就哆嗦，我想你们怎么总挨揍？我就纳闷了。”
五大连池市朝阳乡一名刑满释放人员说，他跟于东军在本地看守所同屋近一年，曾目睹于东军被冲凉水，“有次提审回来，他耳朵流脓，说是被打得耳膜穿孔，我看不下去还给他擦了。他挨打之后，人‘栽愣’的。”
声称遭刑讯逼供的，还有本案中未被追究刑责的人员，如汤某某的叔叔汤继彬、表哥丁福（姑姑汤玉英之子）和奶奶李秀芝，他们三人后来被监视居住。
爷爷汤瑞景情况最差。据李秀芝的控告信，2008年10月29日，62岁的汤瑞景被公安机关从家里带走。11月30日，家属曾递交某结核病医院的诊断书。
汤瑞景女儿汤玉梅说，父亲患有肺结核，被带走前几天刚从结核医院检查回村，“我们带着诊断书和病例办保外就医，警察说诊断书是假的，办不了。”
12月13日，五大连池市公安局通知家属：汤瑞景已死亡。黑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出具的鉴定文书显示，死者汤瑞景生前系患肺组织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坏死出血死亡；死者右枕部、右臂皮下出血为陈旧性出血，系非致命伤。
“后来孩子就跑了，不知道去哪了”
从写举报信到接受询问，汤某某多次指称爷爷曾强奸她，有一次“感觉时间也挺长”。奶奶看到后不但没阻止，反而曾以按手、擀面杖捅下体等方式逼其就范。
黑河中院工作人员曾问，为何之前说的是早晨不愿起来奶奶才拿出擀面杖，汤某某说：“我记混了。这次是对的。”
汤某某还称，叔叔汤继彬曾用斧子威胁她，告诉奶奶，奶奶却说，这不可能；表哥丁福性侵她时，他妈（即大姑）撞见，“乐呵呵地走了”。
按汤某某的说法，叔叔和表哥有对象或结婚后，才停止对其性侵。事实是，他们均未受到刑罚。二人均称自己也是“零口供”。
律师付建掌握的材料里，汤某某曾接受公检法三机关的9次询问。公安和检察院各4次，法院1次。检察院有2次询问时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一同参与。
从侦查、起诉到审判，被害人举报的人和事最终被认定的少了许多。实际上，公检法三机关在询问时曾反复核实，提醒前后陈述不一等问题，汤某某多改口或表示年代久远、当时年纪太小记不清了。
在检察院询问时，汤某某曾指梁利权要求“刺激一下”，拿蔬菜塞其下体，谁拿茄子、谁拿辣椒、谁拿黄瓜等细节说得很具体。但此前公安询问时，她说谁提议谁干的想不起来。
前后陈述较一致的是，她说自己只记得梁二（梁利权绰号）有胸毛，其他人的身体特征记不得了。
付建认为，一审判决物证奇缺，缺少DNA鉴定等关键证据，主要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定罪量刑；且被害人所述事实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一审时，各辩护人均做无罪辩护。多名律师指出，本案相关证词之间有明显矛盾甚至虚假之处。法庭在判决书中则称，被告人供述能够互相证实，对辩护人提交的相关事实证据不予采纳。
刑罚结果为，汤继海犯强奸与强迫卖淫两罪、且参与数次多人性侵，无期徒刑；参与多人性侵的刘长海等6人，10年至15年不等；徐俊生、陈春付分别获刑8年和6年；于东军被定了嫖宿幼女罪，5年；万秀玲10年。
所有被告人都提起了上诉。2012年10月26日，黑龙江省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月14日，细碎的雪花飘进村庄，四野白茫茫一片。49岁的村主任刘万友望着窗外的白色，形容自己“稀里糊涂进去，稀里糊涂挨揍，稀里糊涂出来。”
“如果这事是真的，整个村子都禽兽不如，都该千刀万剐。”刘万友说。事发之后，整个村庄脸上无光。
判决生效后，刘长海放弃减刑，让妻子汤玉梅为其伸冤。此后，汤玉梅开始不断往返哈尔滨和北京。小学老师陈春付则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也拒绝减刑。
出狱第一天，万秀玲就开始寻找女儿汤某某的下落，“派出所说我女儿户口已经迁走了，不告诉你迁到哪儿了。”
万秀玲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不知道”。“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啥原因在里面待了8年8个月，不知道孩子为啥告我。”万秀玲说，她一定要找到孩子，问个明白。
汤某某当年的代理律师庄某则表示，采访要征求汤某某的意见；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决定不接受采访。
王凤朝说，汤某某外出上学后，每年过年都到他家过年，但两年前开始便没再回来。
“孩子现在上海工作，她的电话是公安局保密最厉害的，不能告诉你。上大学前，手机卡都是公安局办的，人家直接说了，谁也不能告诉。”王凤朝说。
庭审期间，曾有多位L村村民给法庭写联名信，表达他们对于此案的不解，“深切请求司法机关做细致调查”；另一个诉求是“请汤某某出庭”。
对于汤某某的下落，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表示，市里曾要求把小女孩保护起来，我们公安局专门派人到学校轮流保护她，但“后期小女孩乱说，有的没有的也说，后来又要钱，不给钱就告你，村民就联合告小女孩，后来孩子就跑了，不知道去哪了。”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