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大陆某学校。
近年来大陆在中共治下，不断发生教授在课堂上因言论而获罪，进而被校方解聘、被逐出学校的事件。即便已退休的老年教授，只要在网上的言论稍有出轨，也可能遭受威胁，或退休工资遭无端剥夺——只能领取勉强维持基本生存的费用。为了监控教授与教师们的言论，大陆高校不仅在课堂内安装摄像头，还在大学生中收罗、甄选了一定数量的告密者。
这些告密者们有个共同的称号，这就是“秘密信息员”。然而仔细审度被告密教授们的言论，没有一句构成真正的罪行，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讲了真话而已。于是有人指出：中共已进入奥维尔意义上的“一九八四”时代。
毋容违言，“一九八四”时代也即极权统治时代。但在我看来，中共进入罪恶统治的“一九八四”时代，并非刚开始，最保守的估计也应从上世记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算起。高华教授的不朽遗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以充分、客观的资料与理性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1949年以后，因言论获罪的现象绝不再限于延安一隅，而是迅速向整个大陆蔓延。随着学校洗脑教育的无孔不入，告密者的队伍也不断扩张，中共各级官员也正是从告密者中选拔而出，只不过彼时尚无“秘密信息员”这一称号。本文要谈的是上世记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所遭遇的告密，以及因言论获罪的一段史实。
民国时清华国学院创办人之一的吴宓先生，与陈寅恪是至交。精通英、法、德语及拉丁语的吴先生，1949年后加盟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1955年起，中共为紧跟魔头斯大林，干脆在许多高校取消英语专业，改设俄语专业，吴只得调入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几年后，某次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古文中常见的“……者，……也”句式，随口举一例：“吴宓者，西南师院之教授也！”学生听了都笑起来。接着又讲另一句式“犹……况……”，
吴先生又举例：“三两犹不足，况二两乎！”学生又哄笑，吴自己也颇得意地跟着笑起来。
殊不知厄运就此酿成，时值1959年，大饥荒已经蔓延开来，四川是重灾区之一。“三两犹不足，况二两乎！”
显然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下“吃不饱”。校方接到告密，当即就发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那时虽无正式的“秘密信息员”，但不会缺乏告密者。
对主动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而言，这是趁机邀功的好机会。这些专事告密的“积极分子”，也正是最早一代的“秘密信息员”。事实上，老实巴交、不谙城府的好好先生吴宓，在提倡人与人斗的社会中，哪里是那些暗藏“积极分子”的对手？1949年以后随思想改造运动的深入，吴宓虽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企图改变自己在政治上的木纳愚笨，但始终无法学会市侩式的邪恶智慧。
在1955年之前一次由校方组织的政治学习会议上，吴也曾积极地举手表态，称：“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
一席不知深浅又不伦不类的发言，当即遭主持会议的当权者一顿严词痛斥。一时还莫名其妙的吴宓，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从此在政治学习会议上，再也不敢开口。
吴在1959年的“恶毒攻击”，当然离不开“秘密信息员”的前身——“积极分子”的告密。此后，吴在讲台上授课的权利被取消，并被列入“内部监控使用”之列。又因“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的缘故，吴不断遭受批判。再往后，吴终于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到了文革爆发，吴宓理所当然地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入牛棚时时忍受着批斗、毒打和各种污辱，以至左腿被打断至残。老先生如此连牲畜不如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吴宓先生于1978年被胞妹吴曼须带回陕西老家，一年后带着累累伤痕，终于离开这个令人伤心欲绝的世界。今天我们重温吴先生的这段往事，意在提醒人们；“秘密信息员”的告密行为，绝非始于当下，而是由来已久。只不过名称属“与时俱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