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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的暴发 长沙知青大逃亡

文革中,湖南道县对黑五类大屠杀,周边地区竞相仿效,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屠杀名单),知青王百明被屠杀的当天,消息传遍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序幕。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的热心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还写诗、写剧本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的四名长沙知青不幸三死一伤,在知青中掀起不小的波澜。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某,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做挖山锄头,回场路上突遇风雪,迷路冻死。大远公社两名刚满17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一个丧生,另一个跳窗得以保住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瓦屋下的男知青陈某,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块田后咳血不止,因得不到及时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凸显了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不断发生。1966年以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这时,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成了日后知青大逃亡的前奏。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打斗杀戮,周边地区竞相仿效。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打斗杀戮风才彻底平息。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一个夜晚,全县的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8月17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个知青朋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轰!轰!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皆不被录取,1964年下乡。江永县成立知青文艺队时,因才华出众,成为文艺队的一员。王百明的父亲,“解放”前夕为岳父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火车,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被判刑坐牢几年,以后每逢运动都是斗争的靶子,最终瘫痪在家失去工作。下乡后的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极大热情,他的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在知青中影响很大。1966年秋,以零陵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王百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1967年春节,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将王百明逮捕入狱。

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连接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民兵殴打。命悬一线时出现了奇迹,当地人认出了他们,找来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4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获救后,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白水知青接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军人之死坚定了部队官兵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爆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

知青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一路走麦岭;一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一个女生虚脱了,说:“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爬上一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已经拼尽了气力,再也无力连翻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还要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累得咳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母亲怀里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小道走,弄得遍体粼伤,衣不遮体。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长沙。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见就落泪。

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增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知青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做返乡的准备。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部分人躲藏下来,隐藏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有的投亲靠友远走他乡,如新疆、云南、贵州。重回江永的知青,不少人被捆绑殴打。19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到沅江、浏阳等地,汇入1968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王百明的母亲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一纸通知:“经重新审查(王百明的父亲),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任何抚恤。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黑五类忆旧第十七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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