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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红卫兵是如何消失的?

毛泽东想出一个妙招,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狡兔死,走狗烹;帮助毛泽东夺权取得胜利的这些红卫兵,其头头不是枪毙、坐牢就是发配,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成了吃不饱饿不死的农奴。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说起来与苏联的赫鲁晓夫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双重的:一则以爱,一则以恨。赫鲁晓夫推倒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毛泽东是高兴的。他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能想问题了。”这里所说的“大家”,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这下他毛泽东终于可以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了,他敢讲话了。在这层意义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满心感激。可是在另层意义上,毛泽东不仅不喜欢赫鲁晓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为他反对个人崇拜。如果赫鲁晓夫用别的什么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也许就不会那么恨他了。毛泽东是一个打从骨子里喜欢个人崇拜的人(当然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对刚刚开过的苏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态,应付了一下门面以后,很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违背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的,并且提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历来是独裁统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独裁者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独裁统治,就是反对独裁者本人。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一方面惊醒了毛泽东,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独裁者身后会有人鞭尸。如果不想改变独裁制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尸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早早地消灭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消灭“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免死后被鞭尸。于是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用来充当发动文革的道具,胁迫人们跟着他去反对和打倒他所要反对和打倒的人。从1956年起,到1966年发动文革,毛泽东已经把赫鲁晓夫妖魔化了10年,在中共党内外,赫鲁晓夫早已被认定为一个背叛马列主义,出卖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的坏人。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但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最高权力,他不惜以七十三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他们彻底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从新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夺权,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题。实际上,一开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夺了中央的权。文革小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常委之下,实际上隶属于毛泽东一人之下。接着,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面夺权。待到该打倒的都打倒了,不该打倒的也打倒了,他便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记得当时特别发行了一张邮票,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果大出洋相,竟把台湾给忘记!急忙收回来。这张邮票,后来成了高价抢手货。

夺谁的权呢?夺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全国上下的党政部门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到处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军队系统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毛泽东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党政机关统统砸烂、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刘少奇连同他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一起打倒。至于文革中期林彪被打倒了,毛泽东死后的文革末期,江青也被打倒了,则是后话。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无论是为了防止生前被篡权,还是为了防止死后被鞭尸,都紧紧围绕一个“权”字。毛泽东一生视权力为生命,这一点周恩来看得最透彻,最懂他的心思。比如官媒曾广泛报道,在林彪出逃以后,某次毛泽东生病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周恩来俯下身子大声对他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

毛泽东所标榜的什么路线斗争,反修防修,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堂而皇之的旗号后面,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的,是权力斗争。什么叫政治?说到底,政治就是为权力而斗争。这里没有阶级、党派之分。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制度下,斗争的胜负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在独裁制度下,取决于强权,特别是军队。军队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控在毛泽东手中,但文革,却必须另组一支军队。紧紧围绕一个“权”字,早在1963年,他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夺取”政权。因此,他下决心,把被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刘少奇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不能依靠正规军,必须组建民兵队伍。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因为青年学生最天真、最积极,白纸一张很少成人式的“保守”思想,有一点知识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无辜被杀。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很不情愿了。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

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然而,毛泽东发起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已经使学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心态,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军宣队进校也不能使学校的秩序稳定下来,怎么办?毛泽东想出一个妙招,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狡兔死,走狗烹;帮助毛泽东夺权取得胜利的这些红卫兵,其头头不是枪毙、坐牢就是发配,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成了吃不饱饿不死的农奴。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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