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流亡英国的德国著名的政治学者雷布豪尔茨（Gerhard Leibholz）立即就在英国的BBC电台呼吁人们关注未雨绸缪的冷战，特别呼吁人们关注“极权主义”的继续蔓延及对人类未来的威胁，强调继续战前就开始的极权主义的讨论的重要。而就在此后，一九四七年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乃至人类社会，惊魂未定就立即被带入冷战，因此极权主义问题也再次迅速地成为西方最为关切的问题。从那个时候起，如何从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历史上认识极权主义问题，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时高时低地一直持续到今天。此间经历了苏联的所谓解冻，七十年代的欧洲的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所谓改革开放，以及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的日益动荡的世界形势让人们看到，它依然是研究理解时下世界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五十年代后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中，最著名的学者有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赫尔农（Klaus Hornung）和诺尔特（ernst Nolte），鲍尔曼（Friedrich Pohlmann）、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耶瑟（Eckhard Jesse）等人，其中德国波恩大学的布拉赫教授在八十年代更特别提出，二十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在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文字中十分有名。但是，据德文版的维基介绍说，流亡美国的阿伦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年开始积极从事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写作的，四八年、四九年进一步做了补充，一九五一年她把这些文字收集成一本书出版，即《极权主义的起源》。
仔细思索、查看发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至今几乎百年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的各类不同的研究论述，不仅每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的探究的倾向及结论都和它自己的认识论基础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我们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占据主流的、最有成效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和波普所坚持的认识论基础——启蒙主义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它同样也是波普追随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政治学领域的延伸，是波普推崇的哲学思想的扩展。对此，笔者在这里简单谈以下三点。
A.在政治学领域，各类不同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及方法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态度及想要达到的结果不同。在过去将近一百年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于时下研究的影响中，可以说最有成效、影响最大的是基于经验主义基础的政治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是法国的自由主义巨擘阿隆，二次大战时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以及战后德国新一代自由主义学者的代表人布拉赫教授等。
这个我称其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的经验政治学，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的思想方法及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它要求一个概念有具体的内容及特征对应，摒弃那种无法具体对应到现实现象，无法准确运用的思辨玄学。为此，基于基础的经验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要求对于概念的定义是描述性的，其特征能够具体把握和验证，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应该是言之有物，这样人们才能够根据这个概念证实或者证否，才能够根据这一基石做出有实际内容及思想的推论。
为此，对于新出现的“极权主义”概念的探究，经验政治学如同物理学研究那样，首先努力尽可能清楚地定义概念，提出可以观察、证明它的存在的各种特征，产生这一概念可以运用的社会现象的边界条件，然后返原求证已经发生的各种现实是否能够证实这一概念的定义及运用，继而可以进一步运用这个定义及特点对于存在的现实做出分析及推论，观察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个定义概念是否能够较为有效地做出预言。如果不能或者证伪，那么就必须要继续探究，应该修改还是否定这个概念。
这是一种有效的、有实际内容的、不进则退的，非空谈、思辨的研究过程，奠定当代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基石的弗里德里希的工作就是这种研究的产物。他在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在五十年代初期提出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定义及其六个特征，奠立了当代极权主义研究的基础及出发点。其后布拉赫等人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则是经验主义政治学的继续展开及发展。
B.在以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基础对于过去二百年历史的研究中，德国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师布拉赫教授无论在关于极权主义概念、思想的研究中，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历史”研究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及政治学、思想史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人物。
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和他的政治学研究一样，同样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布拉赫是二次大战后德国历史学转折走向经验历史学的开创性的人物。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对民主制丧失权力问题的研究》，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具体的对于材料的开掘和把握上是开创性的，而且其在方法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即在如何研究历史，如何面对材料，如何看待一些思想观念等问题上都开创了德国战后新的历史学、新的文化思想空气。而这一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如波普一样，启蒙主义思想带来的新的，返回到希腊的对于研究的重新理解——即认识论问题带来的新的知识观。他在德国明确地对抗了那种带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特点的带有目的性、人为的思辨体系性所谓历史研究。
对于过去一百年及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布拉赫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为这个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参照框架，他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更进一步认为，可以用“极权主义的世纪”来称呼过去百年来最根本的特征。
用“意识形态”问题的变化作为描述过去一百年，或者说描述政教分离后欧洲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他对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一框架可以让人们更清楚、简洁地看到历史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性灾难的思想及社会根源。而这个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根本性的参照物来解析百年的历史，直接让人们能够一下子看到，在过去百年历史中，极权主义在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所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世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在极权主义研究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贡献。
同样的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世纪问题，它之所以能够在布拉赫和其它倾向的研究者那里受到不同的关注，及不同的解释，也就是为什么布拉赫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则全因为认识论基础问题，方法论问题。
在经验历史学中，即在文艺复兴后复兴的返回希腊方法的研究中，启蒙主义的思想研究中，哲学——Philosophy，和神学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认识论基础上、方法上，对知识的理解上根本不同。希腊哲学的返回造就了与教条、专断的神学的对抗，以及另外一个发展方向，造就了启蒙主义思想及科学思想，以及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认识论基础上人们能够仅区别出的不仅是Philosophy和ideology，及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而且还有theory——理论、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根本的不同。理论是一种由前提经过逻辑演绎形成的自洽的描述框架，它只是多种描述对象的框架中的一种，当它不能够描述对象的时候，它就应该自然地被修正或者弃置，而意识形态则是具有绝对要求的观念系统，它断言自己正确，并且要求人们遵循、遵守。这种根本性的区别只有在波普所遵循、坚持的认识论基础上才会被认识到并且避免。
为此，在这样一种认识论基础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初期以来，政教分离以来产生的意识形态，说白了是一种新的“世俗神学”，一个僵硬的取代过去神学教条的世俗观念系统。而这个看法就让人们一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思想系统和基督教神学系统一样，具有的那种“宗教的封闭性、排他性”。而当它和世俗的族群联系到一起，并且让这些族群群体作为一种绝对真理的占有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成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麦克斯•玻恩所说的罪恶的根源：
“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所以布拉赫的研究：他能够看到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过去二百年人类历史的影响，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决定性质，究其根本让我们看到，没有新的认识论基础，不会有这种认识，也就不会有在这个基础上构造出的对于历史的新的认识及新的思想框架，不会有新的历史学。
C.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的探究：
谈到政治学概念中的极权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及其作者阿伦特，就不得不多谈几句。因为在中文社会对她及这本著作有很多不实的误解，这些误解不仅会影响到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以及以后的研究，而且可能误导对于更普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阿伦特一书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中的地位及影响，其次则是它和笔者在本文所中心谈论的认识论问题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仅认为阿伦特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是“最权威”的“专家”。而这样的论断和介绍，不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话问题，甚至可说说明他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的无知。这首先是因为，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即介入极权主义问题是在二次大战后，即四五年后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关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据她说，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订的时候扩充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即苏联问题的论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说，全书最后成稿于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于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版了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