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利曼（M. Friedman）与其夫人（右）在中华经济研究院欢迎会与中经究院院长蒋硕杰（左一）和于宗先副院长（左二）谈话。（中华经济研究院提供）
每年的十月是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除了有希望获奖者内心里七上八下等着宣布的那一刻外，旁观者总也喜欢凑热闹。自一九六九年经济学家被列在受奖名单之后，全球的经济学界也难免对这个日子感兴趣，而获奖者更是立即登上龙门而身价暴涨，受人瞩目自不在话下。新闻媒体也对雀屏中选者刮目相看，竞相报导他们的生平、贡献等等。迄一九八八年那年为止，二十年来已有二十六位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那张名单早已足供出书素材，而台湾坊间在那时果然至少已有两本这方面的书籍。
特别的弗利曼
在一九八八年得奖者揭晓的前几天，笔者不经意的翻开其中一本，被一则特殊的描述吸引住，那是关于一九七六年得奖者弗利曼教授的插曲。大意是说，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都非常平静，因为每次的得奖人都似乎实至名归，没有争议可言，但唯有颁给弗利曼那一次是例外，受到的论评异常激烈，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他为得奖人后，反对和抗议声即不断发出。我们可举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和瑞典商业学院的教师及研究员的抗议信作代表，内容为：“尽管弗利曼在经济理论方面有一些发展，但他完全不理会他所推荐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弗利曼对实际政治的影响，是不应该嘉奖的。他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的顾问，也替智利军人政权拟出了一条经济政治路线。……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学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杀了弗利曼的得奖资格。……”除了书信的抗议之外，颁奖那天，场内有一人示威，场外更有四千人示威，而使截至该年为止，共七十五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首次遭到破坏，而且因为示威者的挡道，使诺贝尔奖颁奖结束后所举行的传统晚宴，首度延迟开席。这个事件凸显了许多人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引进学术领域内，他们不在弗利曼的经济理论是否真有大贡献上争论，却将与该奖颁授无关的“政治”牵扯了进来。
我们可以想像，即使像弗利曼这种见过大场面且修养也不错的人，在该种场面应不免有所尴尬，不过，这却也恰可突出其人受重视的程度。我们知道，自从一九三０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梦魇发生之后，凯因斯经济理论就席卷全球，而在其“创造有效需求理论”的掩护下，政府跃上了经济舞台，而且当上了主角。一时间，透过政府的这只“可见之手”就可“精密调节”整个经济的说法广被接受，不但当政者沾沾自喜有此能耐，就连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如此。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曾在一九六０年代宣称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将共同合作来“管理”经济，使经济从景气循环中挣脱出来。在此种乐观气氛弥漫下，只见到处歌颂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置身于此种环境，想要提出异议者，实在非有无比的勇气和坚强的实力不可，而弗利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一九五０年代起，他就陆续提出异于当代思潮的想法，为人熟知者当然是“货币重要”、“固定货币供给增加率”，以及“以法则替代权衡”等等。而其主要思想乃回复古典经济理论，对于政府的功能，尤其在经济方面的作为有所质疑。
弗利曼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弗利曼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的布鲁克林出生，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路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次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其后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及教学，于一九四六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即赴芝加哥大学任教，直到一九七七年退休。他曾担任过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一九六四年时，曾为高华德（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顾问，一九六八年起担任尼克森（Richard Nixon）总统的经济顾问数年。弗利曼又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美国国民经济研究院（NBER）研究员、《新闻周刊》专栏主笔。弗利曼曾获得美国、日本、以色列、瓜地马拉等国大学的多项荣誉博士，也曾荣获罗塞（P.S. Russel）服务杰出经济学教授。他是当代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学派在其领导下声名大噪。弗利曼之所以获得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乃因其在消费行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稳定政策的总合研究上高度成就之卓越贡献。
弗利曼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在学术上多方面及多样化的贡献，不仅是由于其长期对经济研究的清楚及透彻的累积与介绍，且为理论上的审慎思虑。再因弗利曼具有优越的文字素养及高超的表达技巧，使其在经济学术界和一般社会中都卓有名望。
弗利曼在学术上的贡献，至少表现于四个层次：一为借着自己对小型模式以及货币角色的研究，重新燃起人们对方法论的兴趣；二是利用永久所得假说，重建消费函数的理论；三为经由他对历史资料的实证研究，使美国经济史的重要性重新被评估；四是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引发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论战。
经济学界的鳗鱼
弗利曼鄙视官僚主义，崇信市场力量，对于“个人自由”的宣扬更是不遗余力，在其研究生涯中，经常炮轰凯因斯理论，尤其不认为政府能在经济体系内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政府所肩负的任务，不应该超越保家卫国、留意货币走势，以及维持治安的范围，他的重要理念几乎全包含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通俗的作品中。这本重要的书在当时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种情形并不足怪，因为该书所揭示的理念，在当时属于末流。名经济学家，也是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穆尔逊教授，当时就曾调侃道：“当渔船在海中航行时，船长为了要保持鱼群的活力与新鲜，往往在鱼槽中放入一条鱼，使鱼群和它相斗。在经济学界，弗利曼就是那条鱼。”尽管是属于孤军，尽管到处受到揶揄，弗利曼还是秉持其所认定的真理而奋斗不懈。逐渐地，受影响的学者日渐增多，由“重货币学派”的出现就可见一斑。虽然在现实世界里，由于政客的短视，以及难以忍受短期可能遭遇的痛楚，他的货币数量学说受到排斥，但弗利曼却仍凭着大量灌输有关货币角色和它如何影响国家经济的知识而受到称赞。另一方面，他所一贯宣扬的资本主义，以及与资本主义同义的“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一九八０年代被各国相继看重而复兴了起来。
在美国，自雷根主政起，自由经济就被奉为圭臬，纵然近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兴起之势，但仍无法撼动之，而英国、法国、阿根廷等自由国家也走向自由经济而认同资本主义，甚至于中国大陆、苏联，以及东欧集团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九八０年代也不得不向资本主义靠拢，开始相信自由企业的威力。我们可以说，全世界都在赶搭这班“经济自由化”的列车，这种情形由弗利曼自己来讲最为真确。他在一九八二年，于《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重印的版本序言中，写道：“……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思潮变化得何其之大，我和我太太合著的《选择的自由》这本书，不但部分内容被《书摘》重印，也上了封面，而其出版的第一年，在美国就卖出四十万本精装本，并已被译成十二种外国语文，一九八一年该书且以平装本大量上市。有趣的是，该书与《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基本哲理完全相同。……先前那本书甚且更富哲理，而且也更为基本……。”弗利曼的意思是说，同样是自由经济哲理内容的两本书，一九六二年时并不特受青睐，而一九八０年却是洛阳纸贵，甚至于制作为电视节目而广受注目。曾有人说过，经济理论从应用到收效，可能需要数十年光景，由弗利曼的哲理经过二十年才受到重视，可为印证。我们亦可由一九六四年高华德竞选总统惨败，而同样高举自由经济大旗的雷根却在一九八０年大胜，印证出自由经济复活的事实。亚当·史密斯的那只“不可见的手”终于又重新跃上舞台，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能已不得不消退。
弗利曼是自繇主义者吗？
有趣的是，随着弗利曼所鼓吹的自由经济思潮之扩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自繇主义者”（the libertarians），他们主张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个极大的祸害，必须积极抗拒，他们的终极目标在于废除政府，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此制度下，一切政府功能都应改为私营。由于有着这样的主张，因而也被冠上“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者”的头衔。这个团体的领袖之一为大卫·弗利曼（David Friedman），此君正是弗利曼的儿子，也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将经济自由的幅度扩至极限，而不认为他的父亲是自繇主义者，虽然大多数学派将弗利曼视为自繇主义者，但他的儿子却不是这么个想法。看来弗利曼亲自调教出来的继承人，在自由的思想上果真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经济自由先于政治自由
上文所提到的弗利曼受颁诺贝尔奖时受到抗议，原因在弗利曼帮军事独裁者发展经济，有着助纣为虐的味道。不过，我们若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能将经济搞好，或为发展经济，民主社会或资本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许弗利曼正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去帮忙这些国家，目的是在试着扭转他们的政治风向吧！如果由弗利曼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弗利曼本人在中国的数次访问活动，积极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那种卖力状，或可印证吾人之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了。一时的受到误解，仍能本其坚定精神勉力为之，正是先知者共有的特质，他们不追求短暂的掌声，他们在乎的是绵延流长历史上的留痕，这些人往往难获同时代人士的认同，但兯
得到后代人士的肯定。也就在一九九三年初，弗利曼又语重心长的对世人发出警告，警告自由世界人士不要对共产世界的崩溃大喜过望而冲昏了头，因为自由世界正经由政府势力的扩大而步步接近海耶克所描述的“奴役之路”，因为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往社会主义国家之形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希望弗利曼的忧虑是多余的！(后记：不幸的是，弗利曼的担忧却成真！)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工商时报》和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同名文章增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