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德文版在四年后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译并且修订扩充。实际上，其后阿伦特这本书主要影响在社会及媒体，在不了解极权主义问题的人那里，而在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在学术界，却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献。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后展开的极权主义研究它的影响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认识论问题。
阿伦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无疑廻然不同于波普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希腊式的哲学探究。研究极权主义及阿伦特的专家认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一本各种题材的杂文的拼凑，它没有统一的方法，更没有统一的思想研究基础。就这本书的成书出版过程，及在当时讨论时阿伦特自己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阿伦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据阿伦特自己说，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为她感到一种外在的压力。这本书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在美国的书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国出版的书名则是《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阅读此书中文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什么。据研究阿伦特的学者说，这点阿伦特自己是意识到了的，她无法决定到底是什么题目，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国和英国用了不同的书名。
对此，阿伦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号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在结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远远少于她所想要的。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译修订的德文本的时候，她删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结论，再次扩充了关于苏联问题的文字，同时把书名改为，《极权统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后，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国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订，书名则改用了美国版的书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删掉前言和结论后她特别为德文版重写了前言。在这个前言中她说，“极权主义起源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解体，以及现代群体社会（Massengesellschaft）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不仅她的这个对于“起源”的解释言不及义，经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权统治，这个说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区别的。集权统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权力，但是却还不是极权主义所独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彻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权统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经是纳粹党员的德国政治学学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开始出现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在一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新的现代专制形式。它类似于政教合一，但是却没有更高的能够约束人的神的存在的专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权统治、集权国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权力的集中，它并没有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涉及彻底的对社会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统治及改造。
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于此书所做的修改，应该和她在冷战初期匆匆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一样是有原因的。因为此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五四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著名的《解冻》，紧接着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实上，对于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极权专制，阿伦特始终不愿意把它和希特勒纳粹的极权专制等同并论，她更愿意称苏联为“斯大林主义专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则甚至公开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
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模糊、游离不定让我们看到，正是她的认识论基础、方法导致了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这点进一步告诉我们，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不是近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
其次，由于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论，有时候是思辨，有时候是一种心理推测，有时候是现象堆积，有时候是观念罗列，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甚至在给她的信中说，她在这本书中使用了“情绪性方法”，做了过多的判断。因此这本集成的文字，从根本上可以说“不是研究”。而对于她的“看法”，如果不说这些看法是否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可以说她既没有说清楚她所主张的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这个事实就注定了不仅让她的这本著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学界的“研究”影响甚微，而且在未来的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也肯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阿伦特的这本书由于它的卷帙，由于它出版的时间，至多它可以作为一种平行于那一时期出现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的历史现象，出现在思想史中。
3．极权主义研究的深化——世俗宗教问题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3.1.极权主义研究的第三阶段：世俗宗教问题：
对于最近二百年来欧洲，甚至可以说西方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的研究的第三部分，一个已经或者说还正在展开的部分就是对于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这就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后被弗格林（Eric Voegelin）和阿隆分别从不同角度，即不同的出发点提出的政治化宗教（politisch Religion）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后来弗格林和阿隆都不同程度地进一步使用了“替代宗教”（Ersatz Religion）、“世俗宗教”（Säkular Religion）来代替政治化宗教一词，阿隆甚至说，他感到用“世俗宗教”来替代“政治化宗教”的说法更为恰当。他公开声称，在政治学思想领域中，他的主要贡献不是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而是对于世俗宗教问题的提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已经开始陆续对中文界介绍，不久我还会有一篇如以前对于极权主义其它问题的研究那样的有关这个题目的专门文字。
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和纳粹“产生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居然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仅睁眼不见，而且在有那么多名家进行了研究的文献面前还要争论。
事实上，极权主义产生于欧洲文化历史，这个问题不仅是一百年前面对苏联共产党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欧洲及西方社会的主流学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是经历了八九年的历史性的事件后再次陷入危机的西方，时下继续在更为广泛地、深入地展开对此研究及及讨论。
和一九三〇到八〇年代的五十年相比，最近三十年，对此的研究特点是越来越具体化、经验化。为此，德国学者迈尔（Hans Maier）不仅在柏林墙倒塌后主持了由大众汽车公司资助的研究项目《政治化宗教和极权主义》，并且为此已经出版了三巨册的文集，从理论上、历史上、案例研究上，第一次全面描述这个研究的历史现状，而且他自己也从多方面研究了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迈尔已经出版了《政治化宗教》、《宗教的双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现代政治化宗教》、《没有基督教的世界将会如何？》。
布拉赫先生的学生
在布拉赫学派的创生地，德国研究极权主义的重镇波恩大学，一系列详实全面的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书籍以及博士论文由布拉赫教授奠立极权主义研究专业丛书，“极端主义与民主系列丛书”（Extremismus Und Demokratie）中涌现出来，例如：
马库斯·胡特讷尔（Markus Huttner）的《极权主义和世俗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äre Religionen，1999）；
弗尔克尔（Evelyn Völkel）的《极权主义国家—世俗宗教的产物？》（Der totalitäre Staat- das Produkt einer säkularen Religion?，2009）；
科罗岑-马德斯特（Ulrike Klotzing-Madest）的《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种政治宗教？》（Der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DDR- Eine Politische Religion?，2017）……。
与此同时，意大利著名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学者根提尔（Emilio Gentile）出版了《作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2006），全面地分析了最近一个世纪世界政治变化与基督教文化及社会的关系。
对此在这里，我要提醒中国读者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有提到的、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宗教”（religion）一词，几乎都可以等同换成“基督教”一词，这样可以让人们更为准确容易地理解。例如迈尔研究的实际是“政治化基督教和极权主义”，“基督教的双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的现代政治化基督教”。因为迈尔及所有这些学者所说的“宗教”就形而上学的前提来说根本不能够用佛教、道教来替代“宗教”这个词。而这就更理所当然地让人们看到，时下有人居然如此使用的“儒教”来指谓“儒家”，那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极为荒诞的事情。
3.2.在此，对于这个问题，我再次特别强调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首先基督教和当代极权主义的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题目。没有对于概念如何清楚地定义、区分划界，没有具体的事实变化和内容的描述，就不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讨论。目前流行于中文世界的那类的意识形态化的谈论，在学界已经毫无立锥之地。
例如德国的迈尔提出，表面上看来毛泽东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也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具体的研究，即毛泽东的语言方式、随之而来的语录出版、存在形式，检阅仪式，发动运动的方法，政党组织以及运作都是基督教式的。
德国学者罗尔瓦瑟尔（M.Rohrwasser）则更是具体地研究了共产党社会的语言很多根本就是直接沿用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中的语言，例如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异端分子、叛徒（Ketzer、Dissident、Häresie、Verrat……）蜕化分子、清洗等等……。
弗里德里希则在对魏玛共和国、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要实行极权主义首要的就是粉粹传统社会的结构，各方面让它基督教社会化。他直接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北伐完成的就是这个过程。中国没有这个过程不可能有后来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而几乎绝大多数极权主义问题研究者都针对共产党社会依然需要和西方整体类似的表面的政党制、表面的议会存在，即中国到如今还要装模作样地要例行地开所谓两会，可以完全说明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存在必须要在基督教社会的这种教会式的结构形式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另外一位自由主义大师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存在，反对近代人权价值。事实上这个反对一切其它文化传统的一元论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论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结果。共产党社会没有神，但是却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点继承了下来。然而，这种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的高度的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的特点，却绝对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不是儒家，甚至也绝对不是道家乃至佛教所可能具有的主张。
当代中国人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看不到传统中国专制和当代极权主义专制的区别，妄谈儒家，其实正是真理部对于这个社会的精神的改造的结果，那就是，他们在看任何以前的著述，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其实对于这代人来说，即便是去看看距离我们不远的，出生在传统教育下的那些研究者的文献，即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乃至当代的余英时、许倬云先生的著述，就可以知道如何理解历史及文化，如何看待共产党强加给中国人的社会制度及思维方式，以及它们和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根本区别。而造成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切的，则又要回归到本文作者强调的——认识论问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