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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剑指周恩来

——潘汉年冤案、胡风冤案新探

在中共立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总揽政务的高层权力格局心怀不满。一向主张“一元化领导”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甚至还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斯大林的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毛泽东重新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契机,其重要的步骤便是利用高岗来平衡和抑制周恩来、刘少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

1955年的春夏之交,天子脚下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两件不禁令人疑窦丛生的重大事件: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主席毛泽东,一个“小开”、一个书生居然转眼间都成了钦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文盲,知道胡风的人微乎其微,而知道潘汉年的国人恐怕就更少了,除了在上海之外,潘汉年在民间不会有什么影响力。就是在为数不多的知道胡风的人当中,把他当作诗人的要远远多于把他当作文艺理论家的。许多人知道胡风,恰恰是通过那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诗中,作者将他心中的毛泽东几乎比作了踏破洪荒、开创宇宙的上帝。

胡风、潘汉年这样两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小人物到底犯有什么“可杀之罪”,居然让毛泽东这样挂怀?潘汉年的核心罪行据说是因为他隐瞒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而这只是一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对此事并非毫不了解,而这个历史事件对现时的政局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况且,政治家在必要的时候和魔鬼拥抱都不在乎,对于这等小事,原本就不拘小节的毛泽东理应一笑置之。即便感觉此类事情张扬出去于党、于己不利,也应当淡化处理,充其量将潘汉年弃之不用、软禁起来也就够了。如此不念潘汉年曾经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反倒暴露了党的重要机密。而后又把彼此关系极不融洽的饶漱石和潘汉年搞成“集团”,就更令人望而生疑了。而胡风的被捕也非常奇怪,原本不过文人之间的一场争议而已,彼此争相标榜正统,逞一时书生意气。固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极端敏感,有意用延安文艺精神统一思想,仅周扬一班人就足以把胡风等人整得灵魂出窍,身为最高领袖也大可不必御驾亲征。

潘汉年被逮捕,事先毫无征兆,连为潘汉年传书的陈毅也倍感惊讶,而胡风被捕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两位钦犯的所谓罪证几乎都是在他们身陷囹圄之后才被发现的,不过是为领袖痛下辣手的正当性背书而已。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舒芜事后也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当年直接操刀批判胡风的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后来也坦承:“这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也不大容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说到:“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2]胡乔木自始至终都亲自参与处理胡风问题,加上他核心幕僚的身份,其中的内幕想必心知肚明。此人至死都在一心维护主公,于晚年说过许多大事,而胡风不过是领袖处置过的一介在野书生,胡乔木为何觉着这件事“比较麻烦”?

尽管潘汉年和胡风罪名相异、缘由不同,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给出他们落难的原因却基本相同:“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罗青长),“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3]。作为一个极端冷静的政治家,毛泽东对大局的判断和把握难道真的如此脱离实际?那时,他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最严密的组织体系,在内彻底消灭和解除了一切敌对武装,镇反又杀掉了近八十万反革命,连前朝的乡长、保甲长差不多都清除光了;在外又打败了朝鲜战争中的西方列强,毛泽东的江山简直如铁桶一般。为这么对两个小人物如此大动干戈,毛泽东显然是别有怀抱。所谓“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说法和后来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解释是同一个逻辑,只是这些大而化之的说法似乎在有意掩盖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根本区别,以及高层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这两者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尤其淡化了政治家对权力的敏感和贪婪的本性。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时代,据此来把握当时领袖群体的脉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东方阵营如丧考妣,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一个规格并不太高的代表团参加其3月9日的葬礼,主要成员有李富春(已在苏联,正在同苏方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问题的谈判)、罗瑞卿和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等,毛泽东是唯一一个缺席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就在周恩来还在莫斯科忙于公干的时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该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确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堂堂的政府总理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职权范围大大削减。3月26日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回北京,当天即发出《关于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各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它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

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全面辖制,毛泽东头上无疑还有一个太上皇。就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在延安整风中彻底失败后,中共新的五大书记中,除毛朱二人外,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依然和苏联有很深的渊源。1930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时,斯大林因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而是扶持了其他人,王明、博古等人的上位就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不过后来斯大林对周恩来一直称赞不已,在1949年夏天还对为谋划新政权成立而专程觐见的刘少奇说道:“你们有周恩来这么一个现成的总理,从哪里找这么一位好总理啊!”

在中共立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总揽政务的高层权力格局心怀不满。一向主张“一元化领导”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甚至还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斯大林的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毛泽东重新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契机,其重要的步骤便是利用高岗来平衡和抑制周恩来、刘少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然而,由于高岗缺乏高层政治斗争经验,不慎引发了各方反弹。为了维护了自己的权威,避免党内分裂,毛泽东只得随机应变,甩出了高岗。这场原本指向周、刘的斗争,结果却以高岗的自杀而不得不暂时做了了结。据高岗夫人披露,毛主席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1955年3月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显然有悖于毛泽东的初衷,面对这种近乎于弄巧成拙的结局,不知道毛泽东内心里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也就在高饶事件落幕不久,从1955年4月初到5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潘汉年案和胡风案就接连发生。显然,中共关于高饶事件的决议并非高层斗争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此后,在高饶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邓小平被毛泽东冷落,已经做了五、六年冷板凳的康生于1956年进入北京,这显然是“五马进京”(五个大区首脑到中央工作)后的又一次重大人事布局,而康生的职权范围和周恩来恐怕有很大的重合。

潘汉年案件事发突然,落在1955年4月这个时间点固然有极大的偶然因素,如此功臣却以这等些些小事而被捕则更属偶然。而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胡风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陡然发生了本质性的突变,恐怕就不是偶然事件了。除了时间点敏感之外,两个案子的无厘头也极为相似。潘汉年做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所谓的胡风集团,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荒谬、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中,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潘汉年和胡风两位钦犯恰恰都与周恩来有极深的渊源!

胡风自1937年至1949年前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左翼文学活动,深得周恩来的赞许。用某些人的话说,胡风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身边人”。而胡风对周恩来的知遇之恩也极为感戴,以至于在书信中把仅仅年长他四岁的周恩来尊称为“父周”。后来,胡风在给中央的上书(30万言书)中,还极力表白了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以示他对中共的忠诚。做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是从政治的角度和胡风交往的,可能不像胡风那样看重双方的私谊。但是,胡风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在文化人当中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正如周恩来在潘汉年被捕后对情报系统官员所言:“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4]内心是否紧张,他人无法断定,但是,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却是确凿无疑的。

潘汉年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只用了一天时间,其中的演变过程过于隐秘和突然,相关档案至今还处于秘密状态。那么,让我们先对持续多年的胡风案件的演变进行一番分析,由此可以看清高层内部的较量。

胡风案件最初是由胡风和周扬等人的冲突引发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源自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其中既有文艺理论上的因素,也有人事上的因素,胡风和周扬等人可谓同志加宿敌。在民国时代,大家基本上还处于平等地位,彼此的交锋只能通过文章和对话。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周扬、胡乔木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成为文化的领导者,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受排挤的地位,双方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自立国之初,周扬等人就一直在部署和开展对胡风等人的整肃,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也有过批示,但基本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对待胡风和周扬之间的争论的。直到周扬等人最后围剿胡风的时候,周恩来还曾要求他们不要先带着谁对谁错的观念进行争论。周恩来清楚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结怨很深,由周扬等人主导这次批判并不恰当。不过,周恩来基本上默认了周扬等人的为所欲为。值得对比的是,在日后进行的对丁玲的批判时,周恩来却指示和安排周扬回避。盖因为,胡风是周的“身边人”,而丁玲曾经是毛的“身边人”。周恩来的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越是和他有明显渊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关照。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甚至还要格外严苛。

毛泽东对这场批判也早就知情,在胡风上书中央《30万言书》之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提出的建议和批评进行了反驳,该文就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尽管文章言辞激烈,在定性上也仅仅把胡风从“同志”改为了“先生”,并没有否认“胡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其批判依然限于思想方面,或者说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的2月26日高层还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参加者除周外,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等。由此可见,胡风问题那时已经成为高层讨论的话题。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问题的定性陡然发生变化。为了制造一个胡风两面派的形象,这天的《人民日报》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然而,却选用了未完善的中间稿,对胡风尤其不利。当天,周恩来接到胡风的电话,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惊恐不安的胡风请求周恩来出面过问此事。周恩来随即打电话给周扬和《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核实清楚后,指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奇怪的是,作为政务院总理直接下属的文化部长周扬却置总理的指示于不顾,直接去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置。毛泽东告诉周扬: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胡风是要逮捕的。[5]

毛泽东曾经说过,“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周扬如此无所顾忌地放手痛打胡风,并非他不知道胡风和周恩来的关系。只不过,周扬仰仗毛泽东的宠信,对周恩来有所忽略而已。一边是有理有权、圣眷正隆的周扬,另一边是不识时务、不知深浅的胡风,周恩来自然只能做做官样文章,公事公办,任周扬等人为所欲为。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那几个亲密朋友除胡乔木外全数落马,周扬也身陷囹圄。文革末期,历尽磨难的周扬出狱后,曾书信一封给周恩来,估计其中对当年胡风一事有所涉及,没想到却惹得已经奄奄一息的“父周”大怒。[6]恐怕当初之事让周恩来二十多年一直耿耿于怀,乃至于方有今日之怒气。而周扬在吃尽苦头之后似乎还是没有参透,否则,就不会这样自讨没趣。

《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按语都经毛泽东亲自过手,其中的编者按和许多按语为毛泽东亲笔所写,其篇幅之长在毛泽东抗战结束之后的文章中所少见。在毛泽东亲笔将原稿中的胡风反党小集团改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时候,胡风的命运实际上便已经决定了,这一天是1954年5月11日。公安部最迟在5月13日就已经开始了对所谓“胡风分子”的秘密逮捕行动,5月16日晚,胡风本人被逮捕;5月18日人大常委会开会取消了胡的人大代表资格。[7]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5月13日之前周恩来对胡风即将被逮捕的“机密”是否知情?第一种可能性,周恩来此前不知情。否则,他去发那个要《人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

1955年5月18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胡风问题和接见印度梅农问题。”

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参加者还有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谭震林。”

由上可知,在短短的七天时间内,高层至少讨论了三次胡风问题,周恩来正式知道胡风作为反革命被捕的时间,可能是在5月1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这时候,胡风早已经失去了自由。在此不得不引出另一问题,周扬是否在5月13日之前知道胡风已经成为敌人?面对周恩来的严令,周扬居然置之不理而直达天庭告御状,显然不简单。有文章甚至猜测,正是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恼怒才导致胡风被捕。根据周扬的表现可以推断他至少知道部分内情,甚至清楚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否则,以周扬的地位,他不是有什么事情都随时可以直接面圣的。或许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前,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文稿周扬已经看到,或者已经得到了什么人的耳提面命。

还回到周恩来是否知情的问题,自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历来以机敏著称的周恩来,果真对胡风问题彻底逆转就一无所知?在人民日报已经公开定性胡风为反革命集团后,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定性来自毛泽东?退一步讲,即便周恩来过去不知情,那么在给周扬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应该询问一下人民日报为何如此定性。周恩来从长时间的袖手旁观到突然挺身而出,这个变化是非常值得仔细回味的。后来,在“胡风分子”二号人物阿垄的问题上,周恩来再次提出反证——此人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而不是反共分子。当然,周恩来的努力并没有能够起到任何作用,阿垄还是庾死狱中。从以后的历史情况看,毛泽东一旦给出论点,周恩来都会尽力提供论据和素材。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在胡风已经被当作敌人的情况下,还要求人民日报公开做检查,实在非同寻常。总之,以周恩来所处的位置,他对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情况无论事先知情或者不知情,上述的这些现象都说明高层内部是有问题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宣传、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立国后不久,毛泽东就先后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但基本上限定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没有对具体当事人做政治处理,更没有当作罪犯看待。此后,还有过梁漱溟当众让毛泽东难堪的事情,而这个一向否认阶级斗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也不过仅仅遭到一顿痛骂而已,依然享受着很高的待遇。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苛待胡风这样一个把他当作上帝一般尊崇的书生?想想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了这几个不足挂齿的书生耗费了多少心血,针对胡风问题写下的各类文章,仅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就有23篇之多。其义理之雄辩、言辞之尖刻,想象之丰富,足以令那些惯于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的师爷自惭形秽,让那些善于罗织罪名、构陷无辜的狱吏甘拜下风。固然毛泽东从内心里对胡风这类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文人反感,而胡风以文艺理论家的身份独树一帜也可能令毛泽东不快,但是,“空梁落燕泥”的现代演绎显然低估了政治家的雄心。

潘汉年被捕后,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查阅档案、进行调查,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随后冒着风险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材料:

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

四、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这五大反证对潘汉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其中的每一条都足以推翻这个明显有悖常识的、所谓“内奸”的荒唐定性。潘汉年除了掌握许多核心机密外,更熟知中共秘密通讯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对中共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仅仅凭这一点,把潘汉年说成是内奸就无法想象。而这些也足以质疑对潘汉年的处理,从一开始便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夏衍先生的话讲,“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8]同样,对于胡风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在事实和逻辑上更是多有违背常识的地方,难道把胡风咬成反革命集团的人不蠢?无论是毛泽东的同志还是敌人,恐怕还没有人怀疑过毛泽东的洞察力和老谋深算,为什么在潘汉年案件和胡风案件上,精明一世的毛泽东却要如此固执地坚持这样一个明显不能服人的说法?潘汉年胡风两个案件罪证之薄弱与罪名之大甚不相符,明显有小题大作、借题发挥之嫌。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日趋严峻,直至最终文革爆发。然而,1955年4月3日被捕的潘汉年却在1963年1月经最高法院开庭正式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仅仅一个月后,就被假释出狱,与妻子在农场团圆。同样,1955年5月16日被捕的胡风,于1965年11月经北京市高院宣判、一个月后,也被假释出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过年。

到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冤案的主要节点:两人被捕时间相近,长期关押的经历相似,开始进入司法程序的时间也相近。只是由于胡风的耿介和不合作,正式审判才推迟了两年。对比可见,两个案子的处置几乎如出一辙。其实,从毛泽东的那个“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讲话里,人们就应该看到,领袖早就把这两个案子联在一起了。

毛泽东想过拿下周恩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或许最权威的说法来自前第一夫人王光美。“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9]至于毛泽东当初是否也准备像后来反刘少奇那样反周恩来,就不敢妄加论断了。

从江西苏区到延安、再到北京,和周恩来的关系伴随了毛泽东的多半生,也让毛泽东纠结了多半生。高饶事件后,对潘汉年和胡风的抓捕,无疑起到了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的效果,甚至可能是反周的外围战。将这两人抓捕后却长期悬而不决,引而不发,更显出权谋高手的境界非同一般。至于多年后对潘汉年和胡风的正式审判,主导的一方究竟是刘少奇,还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的目标已经改变,胡风、潘汉年这两个人对他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在这一场高层的较量中,说到底,胡风、潘汉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两个牺牲品而已。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82页。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3页。

[3]《毛泽东传》3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4]《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罗青长。

[5]《〈文艺报〉与胡风冤案》,康濯。

[6]《周扬的一封信为何引起周恩来“非常生气”?》,杨学武。

[7]《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

[8]《潘汉年传》7页,尹骐。

[9]《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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