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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 全民做贼的年代

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减产欠收,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颗粒无收,人们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国家还要求人们勒紧裤带还外债。

当时农民的口粮标准大约是300斤,这都是毛粮,折成成品粮则每天不到六两。一面是繁重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一面是无油无菜没有副食的饭食,……特别是快到晌午时,那种饿得一点都动弹不得的劲头,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用大马勺舀粥,一点儿也不会多给。稀粥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勺子把罐底的米粒捞给小孩子吃,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粥稀得照见人影儿,喝到碗底,才能看见有一点米颗子,人们都叫它“瞪眼儿米汤!”

后来,连这清汤也没有了。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烂菜叶子,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芋头叶子,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到拉屎时就更难了,人憋得直叫也拉不出来。我的表弟,小时候吃多了谷糠,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妗妗让表弟撅起屁股,用手指从表弟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表弟头抵住墙大声惨叫。如今他已是快60岁的人了,仍然又瘦又弱,每当见到他,我就会想起那惨叫的声音。

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就连菜叶也供不起了,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

那些年,因为饥饿,人们能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都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比黄连还苦,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因此酒糟也被人抢光了,就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肿得不成样……

玉米芯去掉外衣,切成碎条,放入锅里炒干,再用磨磨成面,兑上一点玉米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搭在树上,扔在墙头的山药蔓子原本要晒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山药蔓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放锅里炒,再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就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味道有点苦。

听说还有吃死人的,人都饿疯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刨新坟,挖出死人来吃。后来人死了就扔在路边,也没人埋了,就会有人弄去吃了。

人人饿着肚子,大人们忍着,小孩则一声声地哭叫。白天,小孩扔在家中,大人上山干活去了,听不见哭叫声;夜里,小孩的哭叫声撕人心肝:“妈啊,我饿啊,我要饭……”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播种时偷拿种子,把种子埋藏在土里,收工后再去拿回家吃。因为收工时干部要搜社员的身,衣袋、裤兜都要翻出来检查,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所以只有在没人看见时埋在地里,过后没人时再去取。

收获时更有五花八门的行为,能生吃的东西大家都争着去干,如掰苞米,再傻的人都会弄几粒放进嘴里,当然也免不了要吃进一些泥土。挖土豆也是如此,有意无意地把土豆挖烂,看当官的没有注意时,迅速地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就进了胃里。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就是那些蚕豆、麦穗,人们也会生吃,在麦子将要收割的时节,路边上的麦子完全没有了麦粒,那些麦粒都被“顺手牵羊”了,早已填进了人的肚子。

舅舅对门院有个及弟婶是个小脚,扎着裤腿,穿一双粽子般大的鞋,她看见别人播麦时故意让麦粒溜进鞋壳,然后走回家把麦粒倒出,她鞋里装不下多少麦粒,就将麦粒塞进裤子里,结果塞得过多,裤管下坠得厉害而被发现了。及弟婶脸皮薄,回家后羞愧地喝了老鼠药。但老鼠药过时了,她没有死去,只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

村里的孩子在割草时,一起偷瓜、摸枣、抓鱼是常事。他们烧麦粒吃,新鲜麦穗,放火上一燎,搓掉糠皮,半生半熟,白汁丰富,味道鲜美。没麦粒吃了就烧玉米、烧地瓜、烧豆子吃,反正都是生产队的,不吃白不吃,吃饱就省下了家里的口粮。

那时有两个笑话在人们中间流传:

有人问:“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有人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一切都被偷光了。”

某公社一社员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锅。”

“烤鱼!”

“没柴。”

社员气死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2011-03-08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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