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事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党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