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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蒋介石《金陵春梦》风靡大陆 竟是香港地下党绝密任务 99%的中国人不知道

——《金陵春梦》出笼经过

香港地下党一九四九之后的任务之一是妖魔化蒋介石,《金陵春梦》是最成功的杰作,影响巨大。本文以知情人的角度揭露该书炮制出版内幕,涉及周榆瑞、罗孚、严庆澍、冯英子等人。

按:香港地下党一九四九之后的任务之一是妖魔化蒋介石,《金陵春梦》是最成功的“杰作”,影响巨大。本文以知情人的角度揭露该书炮制出版内幕,涉及周榆瑞、罗孚、严庆澍、冯英子等人。

一九五三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摄制了一部名叫《儿女经》的影片,编剧署名黄笛,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画家黄永玉。

一九四八年起黄永玉便在香港生活。他搞木刻,搞美术,也搞电影编剧,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在《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担任业余美术编辑,又在长城担任业余编剧,还参与编辑《长城画报》,这是当年我们在金边时喜欢看的。

黄永玉创作《儿女经》,是以他的邻居严庆澍的家庭生活为素材的。黄永玉说:“写这部戏的动机是来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个不休,前因后果,未始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问题为中心的戏出来一定是蛮有意思的,就大胆向袁老总(袁仰安)和一些友好提出来。”

剧本经名导演陶秦整修,并由陶秦导演,拍成了一部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相结合的“王牌之作”,当年十分轰动。

黄永玉多才艺以严庆澍家写剧本

香港电影资料馆编撰的《香港电影大全》,对《儿女经》有如下点评:

五十年代香港所谓“左派”阵营的电影,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创作主导思想,慨言之,就是“主题先行论”。《儿女经》要探讨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问题。

故事说在报馆工作的颜兴堂(苏秦),生有七个孩子,整天要为生活奔波,晚上还要写稿来帮补家计。妻子(龚秋霞)单是家务便应接不暇。七个儿女都有缺点:长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贪玩虚荣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蛮好斗;五弟虎儿(黎小田)与六弟龙儿终日嬉戏,爱把墙壁涂得花斑;最小的女婴客满则整天啼哭。

影片难得的地方是充满趣味性极强的生活细节(如五、六弟用铅笔刨刨筷子),七个孩子的戏安排得流畅生动,丰茂的枝叶衬托着鲜明的主线(大明渴望要买一辆脚踏车)。美中不足的是结尾流于教条化,张叔叔(平凡)的“导师”和“救星”身份简化了整个问题,完全掉进“主题先行论”的窠臼。

此外影片也未能摆脱某种原始的反富人情绪。当然贫与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锐的笔触,但在下半部带出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讯息时,也不免同时否定了弹琴跳舞等活动及年轻人自发的思想感情。因此,影片所标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褊狭的。

共产党的创作怎么能不“主题先行”呢?他们一定要先有一个主题,或是先划一个框框,然后叫写文章的人在这个范围内去写,这样如何能写得生动和真实?当年他们在《新晚报》炮制的《侍卫官杂记》和《金陵春梦》,便是主题先行的样板。

周榆瑞命运与《侍卫官杂记》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立起政权后,其在香港的地下党便负起了妖魔化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任务。一九五○年代初,周榆瑞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后由学文书店于一九五二年出单行本,是黄永玉设计的封面。

香港本土作家许定铭说:“《侍卫官杂记》是本日记体的长篇小说,假借侍卫官陈镇坤的名义,写他当‘蒋先生’贴身侍卫时的所见所闻。当时的‘侍卫官’,相当于旧日的‘御前带刀侍卫’,皇帝要出巡、游玩、开会……侍卫官当然要亦步亦趋,开路并当保镖。因长年在‘蒋先生’左右,接触到的轶事自然甚多,只看你怎样下笔。由于宋乔曾以记者身份驻过南京,对蒋朝各阶官员的生活及行事方式了解深入,写起来得心应手。作者一开始已蓄意丑化‘蒋先生’,选材便以负面内容为主,行文幽默风趣,极尽挖苦之能事,很受普罗大众欢迎。读者以消遣性质,一笑置之的态度读之可以,绝不能视之为真正的历史事件。”

吊诡的是周榆瑞于一九五三年被中共诱回大陆,在赴苏州的火车上被捕,理由是他在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常常进出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并且同一名英国记者关系密切。该记者被中共认定为英国情报人员,因此周便当然是英国间谍了。周被扣押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答应充当中共的间谍以后才被释放回香港。慑于中共的红色恐怖,周榆瑞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秘密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并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叫《仿徨与抉择》的书,说他的出走是为了让下一代能过自由的生活。周榆瑞一九八○年在英国病逝。

罗孚策划抹黑蒋介石的《金陵春梦》

由于《侍卫官杂记》的成功,《新晚报》老总罗孚便想再接再厉,弄出又一篇奇文,塑造一个所谓“真正的蒋介石”。《新晚报》开了几次会,谁也不肯接受任务。推来推去,任务落到了严庆澍身上,理由是: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又上过抗日战争前方,到过内战前方,还到过台湾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任务不重,每天写稿只有两三千字,时间充裕。

但是,用什么来写呢?严庆澍不但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在蒋介石执政的几十年里,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没有进过,就连蒋介石本人他也只远远看到过一次。事实上,《金陵春梦》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这位被中共称为“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奇才”的人,因恶搞得煞有介事,在香港、大陆甚至南洋和欧美华人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陵春梦》的开篇无疑是先声夺人的,写得也很精彩。不过,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究竟有什么依据?当时,罗孚手里恰好有友人送的五页“八行笺”,据说真是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官写的,说的是抗战时河南曾有一个叫郑二发子的人,到重庆寻找蒋介石,说他是蒋介石的亲哥哥。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乡。

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梦想当朝总统是自己的弟弟,前往冒认,以期一朝富贵,或打点秋风,并不为怪。蒋介石没有把他关起来,只着手下送他回家,说明蒋先生的大度;如果有人胆敢冒称是毛泽东的哥哥,跑到北京城认亲,这人不被人间蒸发,才是怪事!毛泽东死后,不是有不少女人到党中央冒认她们的孩子是毛的骨肉么,党中央又是如何对待这些女人呢?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书里说过:毛主席有性病,他早就不能生育了!

严庆澍妖魔蒋介石为党立大功

严庆澍以那五页材料为骨架,再翻阅蒋氏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资料……,便这样杜撰开了,天南地北,子虚乌有,一直写了八本之多。他巧妙地从“郑发三子”的故事铺延开去,说蒋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郑,生三子,介石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后来他的母亲王采玉带他南下浙江嫁给奉化人蒋肇聪,“油瓶子”“郑三发子”遂改姓换名为蒋中正。严庆澍还牵强附会地说“中正”谐音“宗郑”,说明介石自认来自郑家,真是刁笔一转,可致人于死地。《金陵春梦》对蒋介石尽情妖魔化,使看书的人以为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国民党败走台湾和共产党如日中天的一九五○年代初,严先生的生花妙笔确为党立下大功。为了与“宋乔”相呼应,他取了“唐人”的笔名。

抗战期间严庆澍曾入读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加入《大公报》,一九四九年转香港《大公报》。一九五○年《大公报》增办《新晚报》(即《大公晚报》),严就在《新晚报》工作,直到一九八一年因心脏病于北京去世,死时身上盖着党旗。严先生为他的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只是主题先行的两个典型实例。几十年来,中共笔杆子的创作绝大部份是主题先行,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徒污笔墨。有人说:严庆澍是抗日时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一生中用近四十个笔名发表多部红色宣传品,是“逼出来的‘革命’的多产作家”,和陈伯达一样是受中共之命制造谎言的笔杆子。

污名蒋介石的左派报人冯英子

有文章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左派老报人冯英子。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等人在香港创办《周末报》,冯英子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不久有人投稿,说抗战时期河南有一个叫郑二发子的人到重庆找蒋介石,自称是蒋介石的亲哥。蒋并没有为难他,只叫戴笠把他送回去。冯英子想起他从上海到香港时,在船上认识一位张大同先生。

到香港后,张大同和冯英子同住在大道东的真教围,两人经常在一起侃大山。有一次张大同谈了蒋介石幼年时叫郑三发子的传说,佐证了冯英子收到的那篇稿子的故事。冯英子于是在《周末报》上撰文,把郑二发子重庆寻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发了一通议论。唐人在《金陵春梦》里所写的故事,就是从《周末报》抄来的。这一对蒋介石抹黑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你不能不佩服中共御用文人们造谣诽谤、无中生有的“功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二十三辑)刊载了何国涛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彻底澄清了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所写的海外奇谈,只是谬种已经流传,流毒甚广,但能看到这些文章的能有几人?!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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