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运用拉吉•帕特尔博士(Paj Patel)的“粮食战争”的概念，[2]对大跃进-大饥荒的起源做了一些历史性追溯，发现它其实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和爆发。究其实质，是一种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对此，毛泽东亦供认不讳地说过：“粮食问题是一场战争”。[3]然而，这一政策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有什么恶性发展？如有，又是以何种政治和组织形式？这些发展和形式和又和毛泽东和中共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估计有何种关系？这些，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大饥荒发生和发展时面临的新课题。
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无疑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对这一课题，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极有见地的论述。例如，有的分析认为毛企图借大跃进来使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和苏联较劲、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有的则认为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人一贯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恶性发作。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大跃进的发动和毛泽东对他认为将要到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分析和急迫感、以及这种“备战”运思的关系。
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接见一系列外宾，如英国共产党主席波内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日本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团时，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讲话。但当时他认为，会有一个工业化-军事化的战争准备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以进行十个五年计划。”[4]
仅过了一年，毛又把他的战争准备期缩短为“十二年”。1956年1月，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5]1957年11月16日，他又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1958-1959年间的多次讲话中，这种急迫感又大大加强了。首先，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他都常常同时谈到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其次，他把和平准备期缩短到了十年。例如大跃进发动之际，毛在军委会议上的一个内部讲话中谈到了他的“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关系。他说：“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一九三九，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都有可能。”[7]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的思维中浸透了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狂想，以致使人隐约地感到一种他对通过世界大战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的热望。但可悲的是：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或民主国家领导人对战争的错误估计，并不会立即对国家的所有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但毛是一个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和独裁者。他对战争、尤其是世界性的战争的估计和准备，必然地首先转化为所有国内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如同我们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中共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人民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的转换。[8]在准备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发动的大跃进，这种烙印和影响更显而易见。
首先，要准备打世界大战，必然要有大量和先进的武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不恰当地向重工业，即军事工业倾斜。这一畸形的发展，用毛泽东后来把它庸俗化简单化的话来说，就是：“以钢为纲”。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和党的纪律来先搞“全党大炼钢”、“全民大炼钢”[9]，即发动钢铁大跃进。这样，重工业和农业乃至轻工业之间必然失去必要的平衡，整个宏观经济就严重失调，最后只能是牺牲农业（农民）来发展工业。诚如同林毅夫博士所分析的：“因为政府优先发展工业，它就采取从重征收的政策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原材料，增加城市粮食储量、以及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体系，可能是严重的供给冲击出现时中国饥荒发生的更本原因。”[10]
其次，毛泽东把这一世界大战的准备期（或“赶超期”）预定为“十年”左右，完全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工农业水平，当时的中国和毛准备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的“帝国主义”、即欧美国家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十年。更何况这些早已经工业化了的欧美国家还在发展，不可能停下来等中国来“赶超”。
最后，既然是发动全党全民来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赶英超美”、准备战争，就必然要有一种全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一方面，准备战争，当然是军事化式的组织形式最为合适。另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为熟悉、最为得心应手的当然也是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此外，从当时中共中下层干部的主要构成来看，军队复员、转业干部也占了很主要的成份。而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时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鼓吹和实践，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军事共产主义和“五风”的源起
1958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能是缘起于对3月11日河北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人民日报》上的“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一文的讨论。但是，无论是该文本身、或者是接踵而来的河北省委的理论总结，都还没有把它理论化和系统化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高度。但到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中，推动人民公社化，徐水经验的重点便开始向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倾斜，还总结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其结果是“全县进一步实行军事化，全部劳动力已编成2个团、191个营、666个连，有的乡还给青壮年民兵发了枪支。”[11]在紧接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又利用徐水的经验，公开倡导整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军事共产主义形式。他说：“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12]
为了给这个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制造公共舆论，毛泽东还积极推动有关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就被授意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提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毛泽东又立刻以“《人民日报》编者按”来加以推广：“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13]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和直接导致大饥荒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某种特殊的因果关系：
第一，既然军事共产主义下的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其实，毛和当时的徐水领导人张国忠等就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化为公有。”[14]毛泽东的倡导在《人民日报》上登高一呼，全中国自然应者云集。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便成为“共产风”的祸源，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数以亿万计的对财产和劳动力的恶性毁坏。以徐水为例，“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县委就曾在住房规划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砖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据统计，很快拆除3.2万间房子。”而共产主义的“新的居民点”又由于资金、材料不足无法及时建成，其恶果是搞得徐水农民住房紧张、流离失所。[15]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说得好：“‘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16]
第二，在所谓的“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军事共产主义赋予了各级干部在和平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员的绝对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不听话农民甚至干部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等自然应运而生，使大跃进-大饥荒那几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酷吏最盛的时期。再以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例，“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358人。……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2人，其中多为五类分子，有190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30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17]关于“军事共产主义”导致各级干部对农民的残暴管理，山东省监委在当时的一份绝密文件中承认：
近来也有某些基层干部，命令主义的作风有所滋长，他们不了解组织军事化的实质及意义，假借军事化之名，用强迫命令、压服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赵振铎于一九五○年假装积极混入青年团，对党、对人民时刻怀恨在心，在秋收秋种中，乘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机会，借工作名义，向群众大施报复摧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即亲自打人三十二名。在他的影响下，全村有十名干部打人五十四名。在刨地种麦时，强迫一些妇女昼夜在野外劳动，派民兵看守，不准回家。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群众要求回家休息，赵振铎将三、四十名妇女骗到一个屋里将门锁上走了，有些妇女因急于不能回家给小孩吃奶，在屋里大哭。小孩因吃不到奶，再加生活照顾不好，有了病得不到治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死亡达四十八名之多（全村共四一○户）。……该县毛埠乡野家宅村食堂主任赵明书，乘一个社员下地劳动的机会，就去强奸这个社员的妻子，因女方不从，被他扣押一天。寿张县李堂村一个生产队的支书，在翻地时故意多分给一个青年妇女土地，谁翻不完不准回家，晚上别人都翻完走了，他乘机奸污了这个青年妇女。该县付楼一个生产队支书，强迫一个青年妇女的父亲在晚上下地干活，剩下闺女一人在家，被他强奸了。……据了解，在章丘、历城、邹县、武城、宁阳、菏泽、昌邑等县，都发现在人民公社内擅自成立“劳改队”或“白旗队”的现象，将一些干活不积极或有其他缺点错误的人送进去，由民兵持枪监督，强制劳动。如宁阳县姜家集人民公社，成立了“劳教所”和“人民纠察队”，不到一个月，捕了五十二人，集中看押，其中有党员三人，贫农三十一人，中农十一人，地、富七人。章丘县钢铁一团、四团和官营乡，不完全的统计，共有被扣押劳改的一一七人，其中贫中农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8]
第三，军事共产主义还直接造成干部的“对生产瞎指挥风”和群众无法抵制那些荒诞不经而又日新月异的“浮夸风”。原因非常简单：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残暴和腐败。而由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军事化的领导者手里，人们便不得不在恐惧中奉迎他们，以换取活命的资料。于是，说假话或跟着说假话就成为风行一时的必然了，皇帝新衣、匪夷所思的“高产卫星”便到处升空着。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河南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是一个重灾区，罪魁祸首之一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他后来的检讨里承认：“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一年来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报八十余万头，其余农具、住房的破坏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他认为其“一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观念”。他检讨说：当时错误地“觉得人民公社的许多具体办法都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在农村的普遍化，实质上是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在农村中是可行的，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提早实现。”[19]
对于中共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的实质和恶果，今天的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林毅夫博士在1990年就曾用博弈论的方法说明：人民公社式的“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剥夺了农民退社的权利。组织形式的这种转变使农民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农业生产”。[20]又如高华教授在1998年也曾指出：“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21]
但这里我们必须要补充的是：当年就有民间的有识之士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六十年初，和北大著名右派学生林昭一起组织了所谓“求索右派反革命集团”的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22]就做过这样的分析：
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种农业政策的结果。首先，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在这个所谓“通往共产主义桥梁”的帷幕后，使广大农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广大农民处于“国家”奴隶与依附者农奴之间的地位，从物质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当代统治者的赐予。当代统治者还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农村，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烙上了奴隶的烙印。[23]
如果说这里还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话，那么从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的角度，还可以把失去了土地、粮食、牲畜、工具、房屋和一切私有财产的农民理解为是这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从1953年反“统购统销”到1957年反“合作化”，尽管在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农民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抗争，但他们还是不幸失败了。而1958年始的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其实质不过是对沦入失败者地位的千百万农民的更严格更残酷的战俘营式的管理罢了。
最近，根据国内和杜润生一起在八十年代写杜的自传的高王凌教授透露，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初就通过陈伯达向主管中南地区土改的杜表示了他心中的农民的未来“就是如何组织农业的‘产业军’了”。这甚至使杜润生大吃一惊地感到，其实是一种“劳动营”。[24]而大跃进中他一再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正是他建国初期的宏图的一种实践罢了。
造成大饥荒的两个直接原因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曾提到过他的军事共产主义区别于列宁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苏俄内战时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或“战时共产主义”，他认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25]这里，我们且不论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和中共粮食政策的异同，但不能不提及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这又确实是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中没有的。而这一中国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已经被众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并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