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
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反瞒产，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44]
最后，我们一定要指出毛泽东在推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时那种不计代价、漠视生命的战争思维。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说过：过去“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45]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会议中，当李先念汇报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毛泽东插话说：“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46]1959年春季，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是针对工业生产，但他这种搞建设不计代价、甚至不怕饿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战争思维却跃然纸上。而悲剧性的结果竟是：大跃进-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战争年代！
简短的结论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固然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但它和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出于对“世界大战”的不正确判断，而急迫地准备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在这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全中国农村积极鼓吹和实践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其结果是，在和平时期错误地赋予各级干部战争时期的绝对权力，成为大饥荒时期的“五风”的主要祸源之一。
其次，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和由虚假的“高产卫星”引起的高征购一起，是造成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两个直接原因。
最后，在强行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的。无论是高争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运动中——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的“大兵团作战”和“武装征粮”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残酷的、“不计代价”的战争化的特点。
【注释】
[1]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3年第2期，第68-84页。本文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续篇。
[2]参见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3]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在青岛会议中主席的讲话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整理”（绝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
[4]毛泽东：“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1955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8-9页。
[5]“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
[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7]“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21日。
[8]宋永毅：“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纪》，2013年第2期，第69-71页。
[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0]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摄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464-65页。
[11]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2]“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21日。
[13]《人民日报》1958年9月16日。
[14]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5]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6]杨继绳，《墓碑（下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第697页。
[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8]“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监委‘关于某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制止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
[19]“吴芝圃的补充检讨”1962年8月26日。
[20]Lin，Justin Yifu“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195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No.6(1990)：228-52
[21]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57-8页。
[22]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调干生，入学前为武汉军区首长司机；1960年9月被捕，1965年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被处决。
[23]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1960年1月），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08-210页，此为电子版。
[2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12期。）
[2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30日上午。
[26]这一类的中英文论著很多，如杨大利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李若建的“权力和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Chang，G. H. and Wen，G. J.“Communal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46)，1-34
[27]文贯中：“论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429-435页。
[28]“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58年12月23日。
[29]冯克：《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30]“中共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16日。
[31]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32]齐同泰：“试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市），1988年第2期，第60-63页。
[33]四川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粮食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5页。
[34]同上。
[3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
[36]王东渝：“李井泉和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346-347页。
[37]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1958年10月30日。
[38]“中共定西地委转发通渭县委《关于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40]“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6月20日。
[41]赵广玉：“对‘贵州事件’真相的揭发”，1967年2月22日。
[42]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关于张天珩同志的一些材料——批判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的文件之一”，1959年9月19日。
[43]石富强“关于河南固始县委整风扩干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日）
[44]“河南商城县县委‘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1962年10月。
[4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19日和8月21日。
[46]“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