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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再论粮食战争 军事共产主义和大饥荒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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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学者文贯中教授研究非常到位并系统。他采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粮食供应其实已经“极为脆弱,许多地区的农民必须用糠菜半年粮的办法才能维持生存”。但在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农村供给制下,公共食堂先是“突然提倡吃饭免费”,“提前消耗了1958年秋收带来的大量粮食,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的冬天”,“因而触发了粮荒在部分地区的蔓延”。接着,公共食堂制度又急剧地加速了饥荒的发展。首先,“随着食堂的建立,农民已经被剥夺了在自己家中拥有食物的权利,也没有准备和消费食物的权利。当饥荒蔓延时,公社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搜索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其次,“食堂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农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农民的最主要的劳动所得,是以供给制的方式提供的,即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农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样的伙食”。最后,“尽管食堂不再实行农民敞开肚子吃饭的政策,因而不可能再有1958年下半年的大规模粮食浪费,但却提供了另一种更为不公正的浪费机会。由于全体农民的口粮已经集中在食堂的仓库中,而仓库的钥匙又掌握在公社干部的手中,当饥荒发生后,作风不正的干部获得了贪污,腐败,侵吞农民口粮的最大便利。”[27]

其实,这一军事共产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对公共食堂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反反复复的坚持的原因。很简单,既然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农村都变成一个“兵营”,从军事化的角度,当然不会允许“士兵”们在“兵营”里有自己开伙的自由。毛泽东对此曾引用过中国“奴隶时代”的“军队发明”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了?……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乡村就搞不得?”[28]纵观这一场自统购统销以来的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其要害是争夺对粮食的买卖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如果说国家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和分配权,它毕竟还给农民留下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直至公共食堂——这一中国特色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滥觞,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飘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其悲剧性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悲剧在于作为粮食生产者,竟被迫与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生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最后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香港大学的荷兰学者冯克教授在分析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时认为:“1958-1962年间,粗略估计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仅这一项至少有两百五十万人。至于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还有许多死于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违,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29]如果我们可以就此作一点细节上的补充的话,那么这上百万的农民的非正常死亡都和干部利用食堂对农民“扣饭”(不准吃饭)和他们自己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关。这里仅举一例以窥全豹。在甘肃饿死了近百万人以后,中共中央派汪锋取代了闯下大祸的张仲良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汪峰在对几个食堂做了细致的调查后,直接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惨不忍睹的信: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39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30]

现在,我们可以来粗略地比较一下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和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异同了。“余粮征集制”,顾名思义就是在战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交出剩余粮食支援战争。应当一提的是:这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在苏俄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列宁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战时的“临时办法”。他还公开承认:这一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它是我们在一九二一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31]为此,列宁领导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相对自由的“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他很快以正常的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同时恢复商品经济,肯定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开放市场,允许私人自由贸易。[32]和苏俄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换相比,中国的粮食政策走的却是一条倒行逆施的路径。首先,和1918-1920年间的苏俄相比,大跃进时的中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而毛泽东却要整个中国仅仅为了他个人狂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世界大战”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其次,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就已经处于苏俄式的“新经济政策”之中(用中共的专用名词来说,叫“新民主主义经济”)。而1953年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其实就是“余粮征集制”的中国翻版。到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又准备倒退到更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否定商品经济,封闭自由市场,取消按劳分配。就粮食征集而言,中共又通过由高估产和“高产卫星”引起的恶性高征购,把这一政策发展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错误巅峰。使之成为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在千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扮演“谋杀性角色”的另一直接原因。

和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相比,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还经历了一个从“闹剧”向“悲剧”转换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如同我们在分析统购统销时所阐释的:对农民的粮食征购的量首先是根据国家的估产的。大跃进以前的国家征购已经建立在不合理的高估产的基础上,而大跃进中的层层吹牛和“高产卫星”更直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高估产和高征购。例如,大跃进中国家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估产达8000亿斤,而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其实只有3953亿斤(这一数字都可能有很大水分),竟高估到4047亿斤之多(达102.3%)。再如,四川1958年实产粮食为224.6亿斤,但估产却达到390亿斤之高(达173.6%)。[33]因为浮夸吹牛,从1958年到1959年国家大大提高了征购指标,有些地区达60%之高。诚如《四川省志•粮食志》指出的:“从1959年起,农村留粮节节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种疾病发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34]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总的来说,1958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在农村每天发射的高产卫星中,不但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甚至出现了十万斤亩、二十万斤亩。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如果没有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和高征购这两个直接原因,饥荒虽然也可能发生,但绝不会以如此巨大的规模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要知道:饥荒并不一定等同于死亡。相反,一些体制性错误的纠正却可以帮助农民很快渡过饥荒、减少死亡。1961年,经历了3年饥荒的中国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到达了最低点。但是在中共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终于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35]几乎是顷刻之间,除个别地区(如四川),全中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即呈一哄而散、土崩瓦解之势。农民重新掌握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加上自留地的恢复,饥荒和死人现象竟奇迹般地开始消失。作为一个有力的反证,坚持错误,拒不解散食堂的四川,1961年又继续了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36]

粮食战争的种种新形式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大饥荒是一系列体制性的错误——如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的后果。但创造了这一体制的毛泽东个人除了在战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外,还有非常具体的“战略战术”的独创。而这些独创用的无一不是他熟悉的战争语言和模式,也无一不给中国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毛的第一个创造是“插红旗,拔白旗”。[37]顾名思义,“插红旗,拔白旗”这是战争中山头攻坚战的命令。如同他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上解释的,在农村主要是针对主张“反冒进”思想右倾的干部和群众。毛的命令一下,各地农村中那些反对大跃进,尤其是浮夸风的干部群众全部遭了殃。悲剧性的结果是:哪里“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哪里最后饿死人就最多。甘肃通渭县,是比较早发现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国有名的“通渭问题”。从1959到1961年,全县近30万人中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信阳事件”的八分之一。究其祸源,就在于执行了毛的“插红旗,拔白旗”。该县1958年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党员干部304人,团员干部114人,群众干部147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2.5%,受到党纪处分的,开除61名,留党察看20名,撤职3名,严重警告14名,警告4名,计102名,行政撤职处分的463名。”在1959年“复查”中就证明:绝大多数是打击了所谓“思想右倾”的一些好干部。[38]整个甘肃省,当时在“插红旗,拔白旗”等运动中打了130多个“反党集团”,基本上把比较实事求是的干部全作为“白旗”拔掉了,而制造出来的高压和恐怖气氛必然造成好干部倒台;中(等)干部学坏;坏干部更坏——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酷吏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创造是“先下手为强”的粮食征集战术。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全国性的饥荒已见端倪,农民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征购的粮食。当与会者汇报讲到“全国都是丰收的,只有黑龙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粮食收起来了,他们是趁热打铁,抓紧收购”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一大教训。”毛还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39]

什么是为毛大加称赞的“先下手为强”战术呢?简单地说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解释道:“在征购工作上有一句成语是‘先下手为强’。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作工作。中央部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先把粮食抓到手,把粮食抓到手里面我们就主动了。去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把粮食抓到手的省,在粮食工作上就很主动。没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动”。但是谭震林又非常心虚地说:“‘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在地、县的第一书记中讲,给地、县委的其他部门和下面干部不要讲。因为讲了很容易被误解。”[40]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抢劫农民的口粮。原“贵州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的金沙县委第一书记赵广玉在后来的揭发中说:“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4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赞成毛的横征恶敛的,甘肃省原财贸部部长张天珩就公开批评说:“不能先下手为强,拿来再说,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粮安排好,否则先下手也不强,拿回来还得送回去,这几年农村回销由二点九亿斤到三点九亿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果是虚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决心,按计划安排下去,不能单纯的为了任务,不能不考虑生产、口粮,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肿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这样这不得了”[42]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张即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反复批斗。

毛在1959年倡导的“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并没有解决中共急需的粮食问题,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大跃进和大丰收。相反各地的粮食收成早已经被竭泽而渔了。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例如,河南信阳地区是“先下手为强”征粮战术的发源地,庐山会议后发展成了架上机枪、开“万人大会”来向农民逼粮的程度:

万人大会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瞒产运动后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形式是郭陆滩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西振(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反瞒产大搞群众运动亲手创造的。李西振同志为了使他这一创举,得到落实,亲自在桥口大队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万人大会。大会的具体情况是:会前布置大会内容,以粮食为主,实物兼顾,人人不空手,个个带实物,空手不能进会场,并在会议布置了岗哨,台上架着机关枪,李亲临大会讲话,先讲形势,后讲大丰收,并指责说:“现在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大丰收,征购完不成全是思想问题,在粮食工作中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打击富裕农民兴风作浪,粮食工作要抓狠、抓紧、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要亲劝亲,邻劝邻,相好的要劝知心人,要为国家争光,要坚决拿出粮食”,并批评群众说:“翻了身忘了本,当了干部忘了国家,谁说没粮食就是刮西风,反对大丰收,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吓群众,并号召群众,谁报的粮食多当场戴花,谁报不出粮食当场扣押,采用三个十年回忆对比的方法提高觉悟,报出粮食,党员要以党性保证。李讲话后,组织献礼,没有献礼的组织生产队长互相斗争,斗到最后,并以思想顽固,瞒产私分的罪名当场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产队长)。由于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错误手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玄中大队支书葛大发说弄的我们大队五光:粮食、种籽、口粮、饲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农具家具烧光,破铜烂铁卖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员饿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众反映说:“万人大会是杀人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没有及时阻止和纠正,反而得到地委路宪文在电话会上表扬。县委杨守绩不仅表扬,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推广。[43]

除了这种在当年被称为“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外,全国各地还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武装征粮”和“刑讯逼粮”的大规模暴力现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成了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最为惨烈的时期。这一类的档案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河南商城的“反瞒产”运动的简要过程来一窥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二十一世纪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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