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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康:余英时科学反共

抗战胜利,他与在沈阳办学的父亲团聚。然而进驻东北的苏军奸淫掳掠,令人发指。此再次让余先生见识共产党讲一套、做一套之惯技。

“小时候”路过耶鲁,在图书馆碰到随余英时教授写博士论文的朋友。不经预约、没有通传,她即领我到余教授的办公室。一坐下来,谈了一个下午。夜幕低垂,教授着我明天再来谈谈。如是者又谈了个下午。新近拿起《余英时回忆录》细读,三分一个世纪前在他办公室问教的情景,历历在目。

后来林山木先生在《信报月刊》登了那近1.4万字的问教笔录。阅毕《回忆录》重看旧时笔记,发觉余先生的反共思路贯彻如一。他并非头脑僵化,只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用事实求证,确定共产主义既有悖人性亦不合国情,非反不可——自1978年囿于人情以美国学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大陆后余先生再没有踏足大陆。无以名之,姑且称他此坚定取态为科学反共。

余先生在抗战前七年出生。生于忧患,而自出娘胎即失去母爱——母亲分娩时失救离世,自此父亲带着他从天津辗转到了南京和开封,抗战军兴又送了他返安徽。在乡下九年,他目睹土匪挂着革命军的招牌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与族人的接触又让他体验到地主与佃农之间即使有冲突,亦非共产教条宣传的“阶级斗争”。

抗战胜利,他与在沈阳办学的父亲团聚。然而进驻东北的苏军奸淫掳掠,令人发指。此再次让余先生见识共产党讲一套、做一套之惯技。尽管如此,到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时,在“群众的压力”下他还是加入了共青团的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毛泽东已登上天安门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年19岁,正是血气方刚、充满理想,不期然“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患上了“左倾幼稚病”。

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按他分析,讲大话面不改容的共产党得天下,近因是“八年抗战和战后苏联占领东北”,授中共以坐大之机。远因则是满清积弱、列强入侵,激发起知识人的救亡情绪。被爱国激情冲昏脑袋,他们对共产主义“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这个舶来主义何以如斯啱听?

共产党得以夺权,先有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知识人占据舆论平台、形成风气,继而得到外力——日本及苏联——之助,可以说是里应外合的结果。然而共产违反人性(余先生赞同李贽“夫私者,人之心也”之说),追求此理想则务必要制裁人性、暴力摧毁以人性私心为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

及至发觉违反人性的后果是举国一穷二白,不得不面对现实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到那个时候规范行为的制度——和道德仁义之心——已荡然无存,以致依赖政治权势的畸胎(赵紫阳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催发化公为私的掠夺贪腐;为富不仁,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胡耀邦因而响起了“亡党灭国”的警号。

共产党将如流沙般崩溃

即使晋身第二大经济体亦帮不到中共化解“亡党灭国”的危机,反之为了平息贫富极度悬殊激发的怨愤以巩固权位,打着反贪腐的幌子,加强箝制言论、全面中央集权。共产党能还魂否?三分一个世纪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说:

“在我看来,共产党是个泄了气的皮球。皮球泄了气,要把它灌起来是不容易的。共产党的危机已经公开化了;共产党的危机是内在而不是在外的。关起门来人民也不听你的话,内面乱七八糟,成一个怎样的局面呢?从前尚且能勉强维持一点面子,用谎言来欺骗世界,用谎言来控制自己的人民,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人民根本就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不是可怕的,共产党是可悲的。”

展望未来,余先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植根于如泥潭流沙般韧力无穷的中国文化。这个文化将让共产党慢慢的陷下去,如流沙般崩溃。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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