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说，“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曾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更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可以看出，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列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
但米高扬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谋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实际上认为自己距离“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那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但是，他也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
不过，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还说，“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还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别国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至于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的事，也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私下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提了些希望认真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并非就是要摘西方那一套。
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是，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讲学生闹事，他说背后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进而说到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右倾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听到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统统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还是有矛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虽然一再强调革命和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但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反对共产党，并且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
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因而仍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只能开花，不能长草；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就让开；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我就锄”，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于是“蚂蚁”在他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经过反右运动，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5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而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就是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原载于《百年潮》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