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他还嫌大，用报纸贴上大半个，只透一点点光，这样他舒服；他怕光，怕声音，怕外边的一点点动静；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风一吹就能吹跑似的。
还说他每次来信，我都翻来覆去看好多遍，明知是写给队长看的，但这是他亲笔写的。我当时根本没人说话，看他的信就像是和亲人说话了。我也给他写了好多信，可惜出狱时全部销毁，不让带出来一个纸片，全烧啦。
丈夫：她那些信写的比我写得好多啦。她好看书，不像我。那些信要现在全留下来就好了。不过我这些信，从未给我儿子瞧见，没嘛好作用。我也不爱想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愿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里会有压力。我愿意他上进，靠拢组织，也怕他知道这些种下复仇的种子，生出些乱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们这十年很少再提它，就当没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实哪能啊！他这十年变多了，现在变回来一些，还是不太多说话，总不大合群，喜欢孤独。要不是跟您，跟别人不这么说，从来没这么说过。这回倒像“文革”前那样了。那十年中我们很少交流，接见一个月只有15分钟；那么多人，有人看管，什么也说不了，信又不能写什么，只有那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他一来我觉着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变样了，整个精神全变了，变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样。刚回来那意思，全不对了，特别迟钝，感觉全不对了。
您说我那小冬，现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点性格孤僻，向例不爱跟其他小孩一块玩，和别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院大娘总说，你们小冬小时够可怜的，我还记得他渴了吃的墩布上的冰柱子呢；那会儿发工资吃顿捞面，买两毛钱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听话，懂事。可打小就不愿跟人家玩儿，怕人家问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儿小孩和他吵起架来，说他这个短儿。现在小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身体也不好啊，营养不良，十岁了还尿炕，身体亏，提不住气，所以等他爸爸回来退钱以后，他总带孩子去吃好东西，想把那十年补回来给孩子。
丈夫：到后手落实的时候，补发了我四千块钱工资，给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妈给四百万我也不干，谁愿意无缘无故在里边儿蹲十年？进去时说实在的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出来我成了半大老头，落了一身病不说，精神上受多大影响。现在有些个个体户，一天就能挣一千块钱，难道说我这十年就值他们四天？再说，害我们的那些人现在还都过得好好的，一个一个还都人模狗样的。我耽误十年，比他们工资少三级，总也赶不上去，你说我能不气、不冤吗？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有时气得直“卷”大街。他们欺侮我们时不讲法律，现在又讲了，他们倒没事儿人儿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够了，也该报复报复了。让他们也尝尝受苦的滋味儿。我在监狱那前儿，就想过要报复。好家伙儿的，用反革命名义把我关进去，想让我老婆和我离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监狱就想过各种办法，咱也不急，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这十年再说！
刚头不是说到报复吗？我来这手，不跟他们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们的精神。当时整我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里都有点数，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补发工资，就在和平餐厅摆了两桌，我挨个请，我也会说，我说，“咱把仇恨记在‘四人帮’身上，向前看；你们是害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宽广，只当没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们呢，低头不见还抬头见呢，不能总别扭着，还是好朋友，对吧，该干嘛就干嘛，今后一块好好工作。”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们真一个没来，不敢来，越不来你越知道他心里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怕嘛。我当时想，他们真来的话，我也免不了来点二楞子话，结果一个没来。后来我们书记总到家里来找我，也怕我报复，总哄我。说帮我落实房子，说让我有嘛事找他解决；另一方面，还暗示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今后只要你不找我们麻烦，我们保证不找你的麻烦。”我想你来这套呀，我就说，把我家抄走的书桌拿来，这桌子正厂长在用；我也不管你多大官在用，我马上要他也得给我腾。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当时抄我家时候也没预先通知过啊；还有卫生室那个茶几也是我家的，拿来。他们要给我买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个。我不要赔新的，就要我自己那个。我说，给我拉到当院，给我砸了，他们就乖乖地给我抬出来，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还有我们家那些被子，也全要来当着大伙撕了。我这也是出气，出气给他们看看。我老婆养孩子在光铺板上，一条被子也没有，现在这些被子拿来，我看着也有气，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还有好多东西，他们都早都贱价分了，这就没法了。
有些对头不敢呆在这厂里，我一回厂，他们一个个全调走了，就是当初整过我的那些人。有一次我碰到那个革委会主任，就在她新调去的那个单位门口，我就“呸”地啐了一口，“卷”了她几句，骂她“操她妈的”，她不敢搭碴儿，她不敢，装没听见，心虚啦。我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让她在单位门口蹦，出出她的丑，谁让她干那些缺德事呢。还有检举过我的那个哥们儿，我采取嘛法儿报复呢，我没事就往他家去串门，让他总揪着心。我一去，他们一家子紧张，我没事还总去，跟他一块看电视，聊闲天，他特别客气；心里有愧，他大概怕我给茶里投点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开箱子叫我随便拿，您知道干活有种三角刮刀吗？我拿了把刀，又问他有没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头，我是成心的。他当时紧张极了，眉毛直跳，简直就认为一扭身我就会捅他一刀子似的。他就总这么紧张，要是精神上脆弱点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过，一连两三年下来他就挂相了，脸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摆是给折腾的。还有几个打过我的，见我面能躲就躲，心虚啊，好家伙！给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虚吗，不过还有些弟兄，对我还真不错，我逮进去以后，他们过年还偷着送我家里点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应照应。这些人咱永远不能忘，患难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这些个朋友啦。不过他们也不敢啊，总是偷偷的怕让人知道，这也算划不清界限。那些人也会抓碴儿的。那会儿我只觉得我没有亲戚，所有亲戚全不见影儿了，想甩也甩不掉我们这家倒霉亲戚呢，又穷。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没事了，退钱了，一下子好像亲戚全冒出来了，也不知打哪冒出来的，我对他们也客客气气，可感情一点也没了。不过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会儿谁不怕事呀，也难怪他们，我不记恨他们。
我想说，虽然那时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怨谁，怨也没用。就盼着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可别再倒霉。老百姓没权没势，倒了霉没办法，只能受着。我自己现在挺满足了，人没死，一家人又团圆了，又有一个小孩儿，挺招人喜欢，我知足了。这么对待“文化革命”行吗？
这十年毁灭不了的，都能永恒。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