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难，到底难在何处？难在房产税的征税对象。主要征税对象是掌握了社会主要财富的权贵、官僚、与政权关系紧密的商人、依靠政权发财的食利者，以及这些人亲属（以下统称得利权势阶层）。在中国，离权力越近掌握的财富越多，中国的经济基本是权力经济，经过四十年发展，社会主要财富已经转移到这些人身上，这个群体自然拥有大部分代表社会财富的房子。这些执掌着政权运行、作为专制统治基石的人，自然容不得自身利益受损，集体抵制就成必然，这是全国现象。房产税的本质就是在维系政权与得利权势阶层放弃一些既得利益之间找平衡，假如得利权势阶层一毛不拔，政权只对穷人收刮，所得之税费无法维持政权运转的开支，政权运转不良甚至停摆；对得利权势阶层侵占太大，他们必然集体抵抗，搞各种破坏，政权同样无法运转。能让得利权势阶层做出让步的原因是保政权，因为政权一失，利益就有可能无法保障。房产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税制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
一、重大税制改革，是从古到今中国专制政权的宿命。重大税制改革，是指对得利权势阶层有重大影响的税制改革。税额高、对民间影响大的税制变革，对官方来说不叫重大税制改革。税赋是维持政权的基础，政府必须收取大致足用的税赋。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都经历过重大税制改革，都有共同的因素。每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频繁的征战，一半以上人口的死亡。这对王朝建立初期头几十年的税制有根本性影响。秦晖先生在《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里写道：”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后果是荒地遍布，人烟稀少,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荒地的开发让税源不断增加。王朝初期，地多人少，官员也少，行政成本低；大量军事人员复员回乡，军事开支也少。经过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执政者往往实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之策。随着大量荒地开垦，税赋有保障。任何专制政权，得利权势阶层都是越来越庞大，根本原因是没有民主和制约，既得利益者可以自我繁衍，所需开支也就越来越大，税赋自然越来越高。在王朝初期几十年里，人口快速繁衍，耕地逐渐扩大，税基增大，税收也就增多。虽然只取于民，有大量豁免者不交税，还是大致能满足统治者的税赋需求。一旦荒地开垦完毕，农业产量不再增加，而人口又继续增长，流民渐多，麻烦就来了。此时税收难以增加，但得利权势阶层继续膨胀，税收需求有增无减，到了寅吃卯粮的程度，长此以往，无法维持。征税犹如从社会财富切蛋糕，蛋糕越来越大，切的也越来越大。问题就发生在蛋糕无法继续做大，而蛋糕需要越切越大的时候。当普通民众再也无法为统治阶级提供足额税赋时，为了维系统治，只能从得利权势阶层身上打主意，这就需要重大税制改革。
任何税费，只要征税对象是民，官方不会有任何犹豫，民无权，也就无权说不。官方征税不需要跟民间商量，即便民不聊生，官方征税未必会犹豫。明朝征税连坐，导致集体逃亡，集体做流寇。中共在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也不会管农民有没有粮食吃，反而认为农民私藏粮食，为此展开惨绝人寰的阶级斗争，交不够公粮各种残酷的批斗，把人往死整。在古代，每到这种时候，即便把良民都逼成暴民，也实在收不到足够的税，例如明朝一条鞭法之前，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政权失去大量纳税户，赋税随之减少。没办法，只能从以往被政权各种照顾的豁免者身上打主意，而且也必须从他们身上打主意，因为经过几十年经营，社会财富向他们集中，他们占有了庞大的财富。古代税赋主要和土地有关，不断的土地兼并，土地向得利权势阶层集中。由于享有税赋豁免，很多人将地挂靠在他们名下，能省下一些税赋，官税越重这种趋势越明显。到了这时候，统治者不向那些得利权势阶层开刀也不行了。以明代一条鞭法为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纳税田土尚有857万顷，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而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登记田土只有400余万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时间，纳税田地少了一半。经过三年清查，纳税田地竟然多出400多万顷。
中共还不同于古代王朝，不必只打土地的主意。中共处于工业化时代，经历全球化浪潮。中共执政者抓住了历史机遇，改弦易辙，抛弃了毛的那套阶级斗争，搞起了改革开放，目的就是做大中国经济蛋糕。经过四十年发展，蛋糕是越做越大，但切的也是越来越狠。八九·六四以后，中国全面步入腐败治国，官僚空前膨胀，待遇快速提高，官僚对钱的欲望也越来越大，各路人马极尽贪腐之能事。欲壑难填，到习执政时，以往那种闷声发大财的状态已经不可持续。为此开展规模和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五年下来，结果是政府开支不仅不减，反而继续飞速增长，结果自然是税收越来越高，但与政府实际需求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税收不足便大量借债，地方债的规模已经是糊涂账，没人说的清楚，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白重恩带领团队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做过调研，截止2017年6月，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达47万亿，加上其他债务，地方债约70万亿。这些都是保守估计，地方政府实际债务可能在百万亿以上。而且只借不还，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曾说过，地方政府的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得很，怎么办？”2017年12月，审计署发布发布过一份公告，提到海南省海口市各级财政及国土等政府部门，在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共要求61家企业和单位出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55.44亿元，并承诺待相关土地出让金上缴市财政后，由财政安排资金进行偿还，截至2017年8月底，这61家企业和单位只收到2亿多元的垫付征地拆迁资金。政府花钱已全面失控，庞大的支出逼迫政府想方设法捞钱，绝大多数只能从房地产打主意，中央政府为保证地方政府不停摆，只能放纵，还得配合地方政府捞钱，尤其央行和各地银行，更得放开货币闸门。房价经过2013年和2016年以来两轮暴涨，全国房价普涨一倍甚至两倍。在中央和地方、得利权势阶层和普通人举国一致培育下，房地产彻底成了大而不能倒的宇宙第一大产业。与之相伴的，社会主要财富也都集中在房地产，而得利权势阶层又占据了大部分房产。
二、房地产的大而不能倒
1、和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大到了不可替代。房地产有关的各种税费早已成为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和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大约占房价的70%，主要有土地出让金，房地产项目开发需要缴纳20多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其中，主要是5.5％的营业税、25％的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此外，还征收与城市建设相关多种税费，比如，市政费、电力设施费、天然气管道费、通信设备费、自来水管道费、教育设施建设费、园林绿化费、地下管网建设费、人防设施建设费、海绵城市建设费契税。购房者需要缴纳10多种税费，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物业维修基金、有线电视初装费、天然气安装费、暖气初装费、印花税、登记抵押费、公摊费、物业费等。其实政府从中拿走的远不止70%，房屋建筑的各种材料，比如钢筋、水泥、石子这些原材料，政府也从中抽税，混凝土这样的半成品，政府也要向搅拌站抽税。各种原材和半成品要运输到施工现场，高额的运输费里包含大量政府税费，运输车辆的制造企业要交税，购买人要交税，车辆燃油成本有一半是税费，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各种罚款，运输公司本身还有各种税费。真正摊到最终房价的政府税费，至少达五六十种之多。2018年房地产销售额15万亿，政府至少拿走11万亿，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18万亿的61%。假如没有房地产，中国税收就塌了天。假如房子卖不动了，以往那些税费收不到了怎么办？数额太大，不可能转嫁给制造业，还得从房子上打主意，只能是房产税。而且从理论上分析，以往的卖房游戏确实不可持续，原先附着在新建房屋上的庞大税费只能转为对存量房屋征税。
2、房地产是居民主要投资渠道。四十年来，人们普遍感觉手里的钱贬值速度很快。1990年M2为1.53万亿人民币，而到2019年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9.12万亿元。过度印钞逼迫人们必须寻求投资机会，这是避免个人财富损失、实现增值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投资，和别的国家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挣大钱的机会给了权贵、央企、国企、地方政府，给民间留下的投资空间极小，前些年基本除了楼市就是股市。中国的股市，和欧美国家强监管、严法治的股市有着本质不同，完全沦为得利权势者的骗钱圣地，政府搭台，骗子唱戏，股民遭殃。这几年兴起的各种P2P，民间理财，基本沦为诈骗游戏。由于缺少法治和监管，政府鼓励的民间融资完全成了骗子的犯罪天堂。残酷的现实让人们没的选择，房地产投资基本成为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而历史经验也证明，投资房地产是唯一出路，投资房子都得到了异常丰厚的账面回报。
3、房价已经高到难以承受。人们买房的根本动力，源于房价不断上涨，房价上涨是炒房、卖地、印钞游戏能持续的根本。房价的上涨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规模和印钱的规模。四十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就业扩大、收入增长、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地价房价上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房价上涨已经到了尽头，首先是经济规模不再增大。从去年起，经济已经停滞，陷入衰退，向松祚2019年的一个演讲视频在海外广为流传，视频中谈到：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统计，中国GDP实际上已经是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下降无法再支撑房价上涨。那只能靠扩大印钞规模维持房价上涨，其实也行不通，实际上印钞已经沦为空转。（不能无限印钞的其他原因下文还有分析）2017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银行的钱，岂能“虚投空转”？》写道：“杠杆收购、债市违约、票据风波……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热点金融事件背后都有银行资金的影子。相比传统的信贷资金，这些钱通过在不同金融市场、不同机构之间穿梭，在金融体系内部“虚投空转”，一些风险已经显现。这种新的金融风险隐患，引起市场高度关注。”贷款不进实体经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体经济不挣钱，风险大，连上市公司也都热衷炒房。2018年8月1日新华社发表文章《乱象！超千家上市公司“炒房”近万亿，对企业投机“炒房”如何围堵？》。上市公司除了股市搞圈钱，都热衷起炒房，因为炒房最挣钱。印钞要进入房地产，不流入别的领域，需要炒房能获得比其他行业高的收益率，需要房价快速上涨。以往那些把戏持续到现在，全国相当数量的普通县城房价五六千一平米，一套房动辄七八十万，2018年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了中国超过200个县城房价超过9000元的消息，如财经头条《祝贺房价，全国200个县城房价超9000元》，腾讯《200个县城房价超9000元，你离买房还有多远》，列举了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13432元，按照这个收入水平，理论上是负担不起高房价的。县城本就产业少，工资低，而人们为结婚或投资，不得不被动接受高房价。中国男女失衡严重，五六年前媒体报道男性比女性至少多3600万，尤其农村，备受婚姻挤压效应，买房基本成了结婚标配，为了儿孙婚姻大事，农民将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投入房地产的无底洞，高房价对农民形成致命收割，往往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十数年难以翻身。至于全国的地级市、省会城市，房价更是高的离谱，以石家庄为例，政府公布2017年石家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51元，但当地房价动辄两万一平米，稍微便宜些的也得一万五，普通人买套房少说得150万左右，假如首付50万，商贷100万，30年等额本息还清，以5.8%的利率计算，仅利息就要支付111万元，加上购房税款，至少要支付270多万，按照目前收入水平，一个人需要不吃不喝没一分钱开销至少还112年。官方的说法是两家三代六个钱包凑首付。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共这样，除了让人倾家荡产，还要让人背上一生的债，生生世世给党当牛做马。因为中共彻底垄断着土地，垄断着供应，牢牢控制着价格，普通人想获得房子，唯有高价赎买。穷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买房能力，买房的那部分穷人全靠重债支撑。房价涨到如今，早已是一业繁荣万业萧条，政府要持续以往涨价、卖地的把戏，房价每隔五六年至少得有50%以上涨幅，才有吸引全民投资的能力，要是再那么涨下去，六个钱包也凑不起首付了，况且失业快速蔓延，收入下降，即便越来越多人对房子情有独钟，也无力负担其高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