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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1958到1962年大饥荒期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大纪元资料图片)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墓碑》,作者杨继绳曾走访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参阅了无数党史与地方志资料,亲自走进农村采访,将五十年前的大饥荒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按他的计算,那一场全国大饥荒,中国的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人。对照过去,才看得出历史前进与否。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杨继绳讲述了一九四二年饥荒与一九六二年饥荒的不同,以下是杨继绳口述: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

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古代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还是做不到的,还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

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

《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

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

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

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

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

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2012-12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亚洲周刊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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