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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怎样悼念毛泽东去世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是在铁路上听到的。时隔30余载,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976年9月初,我与同宿舍的孙某到上海去玩,孙某是上海人,下放凤阳多年,始得招工。返回时,他在铁路工作的哥哥,把我俩托付给一位列车员,为我们省下了车票钱。车到蚌埠后,我们因未买车票,不敢走出站口,便沿铁路往东,溜出车站。我正走着,忽听铁路边的房屋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大家到时注意收听。男播音员音调低沉,预示着将要播送的是什么不幸事件。

我们走了一段距离,见路边已无遮拦,便离开铁路,上了一条马路。我们没走多远,便听路边一个大院里传出哀乐声。我往院内看去,不少人围坐在一台小黑白电视机前,哀乐声是从电视机里传出的。我意识到,可能是某大人物逝世了,否则电视不会播放哀乐。我和孙某遂走进院子,见电视正在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播音员的声音沉痛而缓慢,屏幕上骇然出现毛泽东“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的全屏字幕。

这个消息,令我深感意外。我在“文革”期间外出串联时,就收到传单,说毛主席能活到150岁,甚至有说可活到200多岁者,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十多年。在我的意识里,“毛主席”是一个官职,一个词汇,就像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一样不可分割,主席前面的字,一定是毛,而不可能是赵钱孙李等字。而毛泽东,也永远不会与“死”这个字眼连在一起。

我走出大院,一时浮想联翩,模糊地意识到,国家将会发生大的变化。至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非我一芥草民能所知。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并非我有什么政治判断能力,或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是受到一个人的启发。

文革后期,有个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省宣队”),长驻我家乡黄泥铺公社。这个省宣队,由两个年长的干部与一位青年军人组成,两位干部,一位姓徐,一位姓周,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我喊他们叔叔。公社的工作,他们插不上手,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他们来自省会合肥,不怕当地人说他们敌我不分,立场错误,晚上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聊天。只是那位军人碍于身份,未到我家来过。那位徐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见识广博,十分健谈,他和我父亲谈历次运动,谈国家大事、政治形势,有一天,徐先生与我父亲聊起“文革”,谈论间,他指着墙上的领袖像说:“国家的命运要想改变,你的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得等他老人家走掉。”他的话,我入耳不忘。而徐先生的预言,后来果然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我一回到建筑公司,政工股长便说:“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忙死了,你赶紧来写标语。”我随他走进政工股办公室,见里面已有几个人在扎白花,桌上堆着不少白纸、黑布。政工干事为我腾出桌子,我铺上白纸,用一支特大的斗笔,写起“沉痛悼念”、“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之类的大标语。那只斗笔,笔头有鸡蛋粗细,可以写尺余见方的大字,是单位专为我买的。我写好了大标语,又拿来裁缝用的大剪刀,帮着裁黑布,政工干事把我裁好的布条,分给几个会踩缝纫机的女人,令他们连夜赶缝黑袖章。当时,县城各单位都在忙同一件事,根本找不到人加工白花、袖章与花圈,只有召集职工,自已动手。建筑公司的正式工加临时工,有两三百人,每人一朵白花、一个袖章,又要扎庞大的花圈,工作量很大,我们几乎干了一夜。

次日一早,我和两个人上街贴标语,此时已是标语满墙,一眼望去,白花花一片,不见尽头。有的标语,墨迹未干就往墙上贴,以致墨汁从字中流下,如同垂泪。

县委在招待所连夜设好了灵堂,通知县城各机关、企业一律停止上班,到灵堂献花圈、致哀。早晨一上班,建筑公司职工人人胸前佩戴白花,臂套黑袖章,抬着花圈、排着长队,前往县委招待所。灵堂设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门外贴着大标语,门旁的小院里,已堆着不少花圈。灵堂正在墙上,贴着毛主席大幅画像,上面有一朵黑布系成的大花,黑布从画像两边垂下,画像的上方与两面,围着青翠的松枝。四个军人,持枪分立两旁,气氛十分庄严。

我们悼念完毕,回到单位,站在二楼办公室,见马路上人潮如涌,向北望去,不见尽头,一支支队伍,抬着花圈,头尾相连,浩浩荡荡,向县委方向进发。那些花圈一个比一个大,多为纯白花制成,临淮关某厂,竟用钢管扎成直径丈余的大花圈,用卡车载着,运往县委的灵堂。政工股长看了,连声说:“我们的花圈扎小了,我们的花圈扎小了。”随后,他又召开工地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关于悼念期间的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从现在到9月18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喝酒。我们本无什么娱乐,连电视机也没有,停止娱乐活动,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事,唯不准喝酒,需特别强调,因为瓦工干的是体力活,多爱喝酒,行管人员,酒风也盛。政工股长一再强调,谁若喝酒,就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要严肃处理。至于怎样处理,他没有说明。

八九天不喝酒,对酷爱杯中物的人来说,很是难熬,有的人违反禁令,晚上在家关上门,偷着喝,被人举报,后来挨了批评。某家于禁酒期间来了客人,以酒款待,并且忘了禁令,猜起拳来,此人政治上有点问题,结果被当作典型,开会批判,说是毛主席去世,他幸灾乐祸,暗中庆贺。

9月18日那天,县委通知全县人民,有电视的收看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没电视的收听广播。那时的机关单位,大多没有电视机。当天上午,县城各单位都停止工作,围在收音机或高音喇叭前听广播。县城的高音喇叭,比农村更多,各条街道旁的电线杆子上,都装有此物。我们的宿舍位于三楼,楼顶上就装着两个高音喇叭,位置恰好在我的床铺上方,距离不过三米余,只是中间隔着一层楼板。每日天不亮,《东方红》的乐曲便轰然响起,此曲的过门,开始是隆隆的鼓声,于寂静中突然爆发,震耳欲聋,仿佛楼房都在颤栗,我每天被惊醒之后,只有用被子蒙住头,以少受折磨。晚上的播音,要到九点半以后,才能结束。后来我和同宿舍的人到县广播站提出抗议,说那大喇叭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他们才派人将其移走。当天上午,街边每个高音喇叭下都聚集着许多人,到了晚上,一些想看追悼会现场的人,又自找门路,到有电视机的单位去看电视。

唐山大地震后,凤阳接收了一批伤残人员,集中在县委党校医治。党校大院内,搭起许多临时建筑,作为病房,县卫生局从全县抽调了一批医生,担任医护工作,我父亲也被抽来服务。晚上,我早早赶到党校找我父亲,让他带我进党校礼堂看电视。我们进去后,礼堂的座位早已坐满,靠墙挤着很多人,有些已能走路的唐山伤员,也在其中。主席台上,摆着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我和父亲尽管在离主席台较近的地方站着,仍然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站在墙边,位置太偏,而当时的电视靠天线接收,信号很差,满屏的雪花点,只能大致看清人形。追悼会时间很长,大约有几个小时,当时天气还很热,礼堂里人太多,空气浑浊沉闷,我白天已听过广播,失去看下去的耐心,想要离开,但父亲一直神情肃穆,没有要走的意思,并且不和我说一句话。于是我便陪着父亲,一起把追悼会看完。

事后,父亲对我说,他的老首长王守基(此人建国初期是父亲的上级,曾出访苏联,为九级高干,已经退休),看电视之前,曾特别关照他“千万不要中途离去,千万不能与人交谈议论,要表情悲痛,有始有终,否则会惹麻烦”,所以他牢记老首长的两个“千万”,一起坚持到最后,他虽不愿假装悲痛,但始终保持沉默。

北京的追悼大会开过以后,全国各地接着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凤阳也不例外。

凤阳的追悼大会,在城北农学院门外的空地举行,那里是一片很大的空场,是凤阳县召开万人大会的场地。什么公判大会、誓师大会、表彰大会,以及各种传达中央重要指示、“掀起运动新高潮”的大会,都在此处召开。

那天上午,县城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县城周边大队的农民,络绎涌向会场,所有人都胸佩白花,臂戴黑纱。会场上仍是红旗招展,但巨幅标语都是白底黑字。有“沉痛悼念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逝世”、“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会场北面,是砖石砌成的主席台,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与县委设的灵堂一样,上面用黑布结成黑花,黑布从两边披下。台上的横标,与北京天安门上的一样,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台下的花圈,层层堆叠,向两边摆开,有数十米之长。会场边上,停着救护车,一些医护人员,在一旁守候。

十时左右,哀乐响起,主席台上,一人高声宣布:“默哀三分钟。”万人肃立,垂首致哀。但默哀不默,不少人开始抽泣,声音悲戚。台上人宣布“哀止”之后,大家也未止哀,会场上爆发出一片哭声。在我周围,有人瘫坐在地,泪流满面,放声号啕,有人扑嗵一声,晕倒在地。一人痛哭,多人响应,悲痛的情绪,感染全场。医护人员肩背药箱,东奔西跑,忙着救护晕倒在地者,掐人中、打急救针,一时救不醒者,被人用担架抬出会场,送往医院抢救。一个农村妇女,竟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拍着大腿,以哭当歌,腔调如同父母亡故时的哭丧,这种哭相,实在不雅,且严重扰乱会场秩序,她虽未晕倒,也被人架出场外。

痛哭者多为女人,一些尚能控制情绪的人,则上前劝说号啕者节哀。有的人,别人劝了几句,也就不再哭喊;有的人,就像演员听到掌声,别人越劝,她哭的越凶。哭者多发出凄惨的呼喊,声泪俱下,喊声此起彼伏,如同竞赛,你喊:“毛主席呀,我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她呼:“毛主席呀,你老人家走了,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啊!”更有人用手抹着眼泪鼻涕,喊叫:“毛主席呀,我宁愿替你去死啊!”声音之大,许多人都听得见。这话后来成为一些人在种种场合悼念毛泽东的经典语句,因为此语最能显示说者的耿耿忠心。有些话,别人不好劝说,比如“再见不到你老人家”,毛主席活了80多年,她根本未曾见过,即使再活80年,她也不可能见到,于是只有劝她“别哭了,我们还要开会呢”。至于说“毛主席走了,我们以后怎么活”的人,别人就劝:“别哭了,我们以后怎么活,毛主席都写在书里呢,以后只要学好毛著,照样能过幸福生活。”

那年的天气非同往年,虽然已过中秋,日头仍然很烈,情绪稳定者,被太阳晒得出汗,情绪激动,哭泣不休者,便容易被阳光击倒,会场上,不时有中暑者被抬到场外的救护车上,拉往医院。主席台上的人,你念悼词,他献忠心,末了是表决心,要“继承伟大领袖遗志”,“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一直开到中午才宣布结束,我早已饥肠辘辘,回到宿舍,立即抄起碗筷,直奔食堂。毛主席虽然活在我的心中,但此时我只能想到饭菜。这主义、那主义、这路线、那路线……大道理千条万条,皆不能充饥,人胃中无食不行。

2010-03-18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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