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4年4月20日午后，我接到一个好友的电话，以悲愤的声调告诉我，贺维刚宣布97年放弃香港，香港被英国出卖了。她是一直以来关注这个事态的政府官员，当时在记者会现场，以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噩耗。
英国的理由自然是反殖民地政策，新界条约的限制，中国的坚持，但什么理由都不能解释它把香港几百万人交到一个共产专制政权手中的道德上的缺失。尤其是，英国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中国刚经过最惨烈的文革，中国一直排斥在香港推动民主自治……。
英国是不是如戴卓尔夫人所说，“什么都做了”呢？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据知中方应英方要求，把97后的政制以“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向立法机关负责”的民主代议制度方式确立，但稍了解往绩的人，都知道中共对这些纸面上的东西，会遵守或会扭曲到什么程度。
为了“光荣撤退”，从麦理浩知道中国收回香港的意愿开始，就在香港推动民主选举机制，而签署《联合声明》后，英国就在香港加快民主步伐。在1984年发表的代议政制绿皮书和白皮书中，开宗明义写出政制改革的目标，就是：“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份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直接向港人负责。”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共就竭尽所能阻止香港民主代议政制发展。
英方的理据是，在过渡期间将香港发展到符合《联合声明》所设计的政制；中方的理据是，所谓五十年不变，是按照当时的政制不变，而不是在过渡期的13年大变然后五十年不变。
由劳思光、徐东滨和我在内的知识人组织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深知中共专制政权的特质，是不可能接受民主体制的，因此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前，提交各种方案，希望英国的管治可以用某种方式延续。到《联合声明》公布，前景社诸人都觉得在一国之下，港人治港不可能，民主治港更不可能，于是研究社也解散了。
我因为继续主编政论杂志，在香港前景没有别的选择之下，就只能寄望于推动香港的民主代议政制。
1987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发展检讨”，提出1988年立法局产生办法引入直接选举成份。民调显示获绝大多数市民支持，但中共就连续几个月，动员所有的资源反对。中方与香港民意的对峙，加强了中共的反民主形象。但那时香港已经是中共的囊中物，也就不顾形象了。
其后，彭定康任港督，又再大力推动政制的民主元素，以至被港澳办主任鲁平斥为“千古罪人”。彭定康是历来港督中，最不相信中共也对香港最有感情的一位。昨天提到他说在精神病院听到一个病人的话，不知真假，但他说出来，至少表示他认同英国是出卖香港了。
在港英治下，中国尚且全力打压香港人的自主权利；待到主权到手，专制政权还有顾忌吗？22年过去，香港人普遍对中国政权和它直接插手管治的特区政府信心崩溃。
大陆有一网文引法国作家大仲马的话：“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还回到你身边，它就属于你，如果它不会回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然后网文说：“如果现在把篱笆撤了，可能自己圈着的猪都会跑光，连自己养的猪都未拥有过，又何谈拥有过人？而香港人可是经历过做人的生活，你让一个已经习惯做人的香港人误入篱笆，即便天天请他们吃大餐，他们照样会把篱笆给砸了，带着他们的女人和狗浪迹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