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对一位国内的小友谈了自己对于史学大师邓之诚的晚知的遗憾及其故事，他给我发来国内出版的《邓之诚文史札记》（全2册）一书的一个勘误笔记及一篇读后感。（见附录）这套书的出版竟然出现如此低劣的错误——很多错误不是眼误、笔误，根本就是因为缺乏基本的作为学人的知识及教养而产生的。这种变态地匮乏已经不是让人脸红的问题了，它是一代人，一个所谓有悠久文化史的国家的耻辱。
由于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性的，不仅是在历史出版物中，而且在哲学、文学中比比皆是，所以它其实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化及精神的危机。
关于邓之诚，我之所以触发了很多感触是因为我太太还学文家和邓家父辈的交往，而我们也认识他的大公子邓珂。关于邓珂，十年来偶有风闻，但是这次由这位小友发来的两个附录文字，我才第一次看到准确的邓珂去世的消息。他竟然在九五年就在加拿大离世了！这让学文和我感到十分震惊！
回想七十年代中期后到他八〇年左右在他移居加拿大前的交往，竟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邓之诚家在西单北大街缸瓦市，砂锅居北侧的颁赏胡同。那是一条死巷，非常整洁，他家就在进入胡同后左拐那条支巷的尽头，闹市中安静的一隅。进入那个胡同，你自觉地就静下来，不敢喧哗。他家的房子及院子都极为严整精致，甚至院中的地所铺的砖石都十分整齐。进了院子，不威自重，自有一种清风肃穆之气。我家则在缸瓦市的南面一站甘石桥，至多一里地，即五百米远的灵境胡同，去他家很近。我们晚辈和邓家的来往是由于前辈黄现璠先生，他是邓之诚先生最著名的嫡传弟子，也是学文父亲还健吾先生的挚交。邓之诚先生一九六〇年驾鹤西去，学文父亲则在七一年十月辞世，在我一九七二年认识还学文时，只有黄现璠先生健在。
2.
黄现璠先生是壮族人，广西大学的教授。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从预科、本科，直到研究院前后九年毕业，历经陈垣、钱玄同等先生的指导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1937年回国，成为壮族在大陆及广西担任教授的第一人。大约北师大时期他就和学文父亲相识，并且成为终生的挚友。因此他来北京都是住在学文家。在五七年，他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大陆几个官方网页的记载是：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http://www.todayonhistory.com/people/201808/33088.html）。
他到北京，拜访重要友人，如邓之诚家、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家等都是学文陪同。八〇年深冬，他来北京开会，会后住在我们在月坛的家中，学文在北大上学，住校，我甚至和他同住一室、同睡一张双人床一周多。他跟我谈到此次来京除了开会，还希望的其它事情。为此，在我的询问下，他说，他认识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可他不愿意去求他。我建议他直接简单地给刘澜涛写信，仅仅告诉他，我到北京来了，就可以了。黄先生写了信，果然第二天，统战部收到信立即打来电话说，刘澜涛副部长不在，但是统战部秘书长，也是全国政协的秘书长彭友今约他去统战部一叙。
次日下午，统战部派车来我家接他。我那年三十一岁，年轻气盛，由于反叛早不把共产党放在心上，所以统战部派车到我家来接他时，他老人家突然说，维光你一定要陪我去，我想都没想地说，好。
见到彭友今的时候，他们官话对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在旁边观察，我当然知道对于五七年和章伯钧们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黄老先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为此，在尾声的时候，我突然径直地，或许应该说有些唐突地插话说，“彭秘书长，我一定要插一句话。因为对黄先生来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命和社会影响。我觉得他应该是全国政协委员。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统战部领导给予优先考虑。”彭友今听了我的话后想都没想地回答说：“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惜现在有点晚，三月的会议无法递补进去了。但是放心，会尽快安排，甚至可以考虑政协常委问题。”
李林芳与还健吾教授
此后一年，“在八一年夏天，黄现璠先生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的支持下，在桂林创办‘漓江业余大学’并担任校长”（见百度百科黄现璠词条），秋天他被增补为政协委员。他最后一次到北京，在送别他分手的时候，黄现璠先生笑着对我说：我的政协委员是你安排的。我笑着回答说：您老好好保重，下次政协全体会就会成为政协常委。可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在一切平顺的时候，八二年一月十八号，他因为脑溢血而病逝。八一年来北京开会的时候，一有闲空就在我家改《中华物质起居史》的稿子，我对他说，非常期待这部著述问世。这应该是第一部中文的中华物质生活史。令人遗憾地是，他生前没有能出版。
他不折不扣地是邓之诚的嫡传弟子，章伯钧们的那个朋友圈子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我对他的健康和精神的了解，他应该说走的太早了。他本应为我们留下更多的知识及历史遗产。
至今让我永远难忘的是，在他离京时，在我最后一次送他到火车上、安顿好、分手时，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你天资很好，千万不要为了学位而耽误自己的时间。他说，研究文史的人，最重要的是著述，绝对不是学位！到老，如果你没有著述，你就什么都没有！千万不要因为学位而耽误了你的著述！
那是我们最后的分别，他的这一叮嘱，我终生不忘，并且越是到老年越是体会到老人家的语重心长，这些话对于人生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3.
回到邓之诚及其公子邓珂，七十年代中期，黄现璠带女儿到北京玩的时候，学文陪黄现璠去过邓珂家，邓珂也到学文家回访过黄现璠先生。后来恢复高考，由于邓珂在北京的中学教历史，学文请他给补习历史，他答应了。为此学文和我的挚友高王凌的弟弟高小蒙，或在邓家，或在学文家，请他补了一两个月的历史。学文考入北大哲学系后，我们特别去他家感谢过他。在补课那个阶段，我们就知道，他太太已经去了加拿大，他正在等待去加拿大。果然后来不久他就移民加拿大了。
那个邓之诚先生的学生，负责整理和保存日记的王钟翰教授，不仅和黄现璠同门，而且也是学文父亲还健吾教授的同事及友人——他们都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教授。王钟翰治史的领域不只是清史也包括民族史，因为黄现璠先生自己是壮族人，也奠基了对壮族史的研究，所以他和黄现璠学术联系一直非常密切。
我曾经听学文母亲提到过王钟翰，所以感到，包括邓之诚先生在内，他们是同一个群体的文人，而且关系不一般。学文说，以前每年过节，他父亲都给黄现璠邮寄食品等包裹。但是遗憾而且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这代不肖子孙，居然不知道学文父亲还健吾是如何认识黄现璠和邓之诚的。我们推测，一个可能是，学文父亲还健吾是由于认识学文母亲李林芳而认识黄现璠的。因为学文母亲是二九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从入学到毕业和黄现璠同期。但是当然更可能是反之，学文父亲由于认识黄现璠而认识了学文母亲，并且结为连理。因此，黄现璠先生可能在他们的婚姻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每次到北京，甚至在学文父亲故去后，还是住到她家。然而，无论是什么历史背景，当我们力图弄清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肯定的却是：民国的那些人的故事，居然刚刚发生，就能够让共产党彻底地从我们这代人的眼前消失，脑子中抹掉！所以整理出版《邓之诚文史札记》出现的那些等而下之的错误也就毫不奇怪了。
4.
断代、断文化、断了传统之痛，由于我们这几代人，五四后的几代人生来就没有“代”的连接、传统文化的血脉，因此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痛”感。然而，人所固有的求知、求生、求真、求互相理解沟通、求传承，总会有唤回“痛感”的可能，尽管缓慢。不幸，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伴随岁月、心智的开放及成熟，我竟然痛感越来越敏锐。邓之诚、黄现璠，前辈亲友、学人，带来的都是“痛”。可细想，这“痛”和前辈在那个环境中的“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是天生具有的“痛”，遭到彻底摧毁的“痛”——摧心裂肺的“痛”。而我的“痛”却是缓慢的、越来越沉郁的痛——无处不在的“痛”。
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及社会，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犹如陷入一个巨大的惊涛恶浪的漩涡。可无论从操守还是治学方法、学识，邓之诚、黄现璠都可谓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砥柱式的人物。
师承邓之诚的黄现璠先生，他的历史学从思想到方法，不仅实际上全面、公开地对抗了马克思主义的以论带史，而且他直接公开地说：如果无论什么张嘴就是“自古以来”，闭嘴则是马列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五种社会形态说”，满纸“马列导师”、“政治领袖”是如何说的，那么作为学者还能有研究吗？他告诫人们，不该“千人之诺诺”，而一定要推崇“一夫之谔谔”。他甚至具体公开地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马克思断定的奴隶制社会，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他认为盲目地拿西方民族理论来进行不合国情的“本土化”，只能是削足适履。对于历史学，他认为只有三种方法：一，科学研究法；二，哲学研究法；三，历史研究法；没有以论带史法。
他的老师邓之诚先生则可谓百年来的一座高山。在面对五四后寄身、借助西方强势的胡适们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他从精神到治学方法、到知识，毫不妥协地进行了对抗。
“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由于他每年都会在课堂上公开讲几次，因此成了他的标志性的名言，让当时及后来的人提到他，就想起这句话。
一九四九年后就是面对暴政，他一如既往。他的蔑视及学识甚至让西单北大街另一侧的陈垣，让西郊北大的同仁如骨鲠在喉。而我，虽然和他住在西单北大街的同侧，却没有感到这一切的存在！
……
我没有能及早发现邓之诚先生的价值，除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灌输给我们那代人的知识及学问的限制，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忘年交老友赵葆禹先生的调侃言语。他是北大六〇年历史系毕业生，是我在中学做物理老师的时候结交的忘年挚交。他竟然让我以为邓之诚是个没有大学问的腐儒。在我还不知道，没有读过邓之诚的书的时候，他看到我家中的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笑着说：在北大老一代知识分子中，谈到邓之诚，都环顾左右而言其它，不谈他的学问如何，继续追问，他们就说，他图章刻得好。由于听了老赵的话，另一方面由于我觉得治通史的大都是学问泛泛之人，所以从题目上就让我失去兴趣。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的眼界——就是读了，大约也不足以让我对邓先生那代知识人的价值有根本的认识，而这就又回到了对于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的认识问题。
共产党社会的教育及文化断代，让我始终没读这套书，一直觉得邓之诚是个普通历史学者。对邓之诚先生的认识，竟然如对齐如山先生的了解及认识一样，也是在这个世纪初期后的事情。直到那个时侯，我才不仅第一次有可能读到，而且有能力用自己的思维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深刻、永远难以彻底地磨灭掉的意义。
了解认识邓之诚——这是我一生的又一个惨痛的经历及教训……！
二〇一二年后，从网上陆续读到有关邓之诚先生的著述及介绍。这让我大呼：老赵误我！老赵没有点破，而我也就是没有想到，北大那些历史教授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尚存传统教育给他们的痛的感觉，知耻而装聋作傻地回避了。那其实是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反讽！
二十世纪中国的又一座高山就在身旁，在西单北大街上的缸瓦市，而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
2019.8.30，初稿
附录：
1.《邓之诚文史札记（全2册）》的勘误笔记-第1页
tatala(愚不可及)，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22186731/
在读邓之诚文史札记（全2册）勘误：章节名：1933年；页码：第1页
1933年（1～30页）
5月1日：此书予向喜悦之→喜阅之
5月2日：葛启杨→葛启扬
5月10日：正以续笔重复处不少，略论遗闻旧事→正笔续笔；略=若？
5月21日：极天阁上总辛勤→格天阁
5月22日：本日五云何处去→平日；多少绢车忍泪行→旃车
5月23日：色羞忍耻非男子→包羞
5月26日：付账……印书六十，余零碎四十元→印书六十余，零碎约四十元
5月28日：报载冯玉祥□电→宥电
6月7日：晨八时，余起身进城→晨八时余，起身进城
6月14日：朱士嘉来言李瑞德言，闻言姑听之→朱士嘉来，言李瑞德有间言，姑听之
6月17日：望风怀哲→望风怀想
6月24日：题握兰簃栽曲园图→题握兰簃裁曲图；广东钧天奏已陈→广乐钧天
7月7日：邓嗣禹来取《讲义》第一、二各册去→各一册
7月9日：谭琢青→谭瑑青；黄现佣→黄现璠
8月21日：谭琢青→谭瑑青
8月28日：在师校不能延聘谢生兴尧→言师校……
8月29日：据谢生兴尧在蓉园遇朱逖先剃去大胡→扰谢生兴尧在蓉园，遇朱逖先，剃去大胡
8月30日：新长柔条还□地→窣地
9月12日：纲福胡同→纳福胡同
9月13日：得《尊谥》五册文→尊谥册文
9月22日：篆表→篆青
10月7日：寒甚。垂棉犹觉冷。→重棉
10月15日：与秦玨生、陈颂穆通电话。→袁玨生、陈公穆
10月16日：全世界大震→世界大震
10月24日：即作复允了→即作复允之
10月27日：访唐二十→访唐十二
11月5日：黄现佣→黄现璠
11月13日：足可怪也→是可怪也；谭琢青→谭瑑青
11月21日：其屈直不必论→其曲直不必论
11月24日：或共党业已北进→或共党业已北犯
11月28日：《远东行部志》→《辽东行部志》
12月17日：《灌缨亭笔记》→《濯缨亭笔记》
12月19日：黄现佣→黄现璠
12月24日：嶙咫尺→邻咫尺
粗校1933年部分（上册，第1～30页），舛误甚夥，但仍是有用之书。
2.附录2：
淡淡的无奈——《邓之诚文史札记》序言、后记读后(2015-11-2911:29:32)
却波渔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51d890102w3tb.html
读《邓之诚文史札记》的序言（邓瑞撰于2010年）、后记（王剑撰于2012年，即出版年），无字处荡漾着一缕淡淡的无奈。邓之诚翁的日记，大23本，原来一直有嫡子“长兄”邓珂保管（邓瑞本邓之诚的侄儿，自幼过继于邓翁），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三姐邓瑛”（庄夫人所生）自美国回来探亲，提出《日记》最好由王钟翰先生保存，“珂兄”于是将此23大本《日记》转交王先生保存。当邓瑞得陆灏提议，准备整理《日记》中的读书心得等时，咨之邓珂，“珂兄”认为《日记》最好是复印一份。到1995年7月邓珂不幸病故，邓瑞将此意写信给王钟翰，并垫资数千元得获复印。当《日记》整理刊发后，影响波及海外。在香港工作的“堂侄女”回北京向王钟翰先生索取了全部《日记》。作为继子的邓瑞先生，虽在邓翁《日记》去留上无力发言，但其立志整理《日记》的信念不减，绝意躬行！从王剑先生为《邓之诚文史札记》“后记”中知道，邓瑞将全部书稿及序交给出版社后不久，即于2010年10月1日离世。
邓瑞先生整理其先父《日记》，自《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2000年第1期发表到结集作序，近10个年头，十年中，几乎每一期都有其整理的文稿发表，而每一次发表前他都要去出版社与编辑商谈校样问题，或为编辑解决编稿过程中发现的疑问。王剑先生回忆当年“邓先生温文尔雅、不躁不火、慢条斯理的学者风范，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令出版社同仁印象深刻。”成编的《日记》尚未付梓面世，邓瑞先生却先去了。带着淡淡的无奈，带着无愧于父亲载培，兄长嘱托的微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