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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畸变:藉民族爱国之名 灭民主之实

——藉民族之名,灭民主之实

个人主义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为基础以建立民主制度;集体主义则以服从“集体利益”而使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民主主义体现人类对自由、人权、尊严、平等的高级需要,而民族主义则以满足低级的安全需要为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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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那篇报道香港人对中国日渐冷漠的文章,最后引用我的话说,香港出现这种变化“中共只能怪自己。批评中国的人士原本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中共却待他们如敌人,并一再挫败他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希望。”并引我说,“当爱国成了爱党的同义词,我和大多数香港人都‘不’了。‘我从前是个爱国者。当然现在我不是了’。”

记者的这段话,记录的应该是我几十年前的想法。在1981年脱离左派阵营以前,确实认为对中国的批评,是期望中国可以走向民主,也自以为这是爱国的表现。但1981年之后,我独立经营《七十年代》月刊,从此摆脱了对中共的依附,深感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之可贵,也就认识到“爱国”是一种对言论自由的羁绊。“从前是个爱国者”的“从前”,不是近年,而是距今38年矣。

1981年,我参与了劳思光教授的香港前景研究社,其后数十年在言论上都力拒中共对香港直接间接的统治,当然绝不是中国所定义的“爱国者”。而在更早之前,我就不断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思考和研读,并一直写有关的议题。

今年夏天,海外一些著名的人文科学学者,在美国举行了一次五四百年研讨会,重点研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他们大都认为文化的五四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前多年已经开始,那时的新文化运动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启蒙,但“民主”被五四“外抗强权”的民族主义凌驾了以至取代了。从此民主在社会意识中被抑压在民族主义之下,并逐渐淡去。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认为,五四运动留给中国的历史伤痕,就是“藉‘民族’‘爱国’之名,行灭民主主义之实”。

他指出,“民族”一词,是日本翻译外文Nation而来,中国近代引入这个用词,通过“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阉割了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 state中原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国家”叙述为一种终极的价值。从呼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文化启蒙运动走到高喊爱国主义的五四,近代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转换到了以民族主义压制民主主义道路上去的。

民主主义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而民族主义的本质是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以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为基础以建立民主制度;集体主义则以服从“集体利益”而使自己有安身立命之所。民主主义体现人类对自由、人权、尊严、平等的高级需要,而民族主义则以满足低级的安全需要为标的。

王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通过“被选择的精神创伤”而被制造出来的“屈辱型民族主义”,通过制造“民族屠杀”和“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唤醒民众的集体意识而放弃追求个人主义性质的民主主义。当人们被告知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需要天天牢记“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会“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正是中共统治者钟爱民族主义的理由所在。

中国留学生阻挠香港留学生的反送中集会,说港生不爱国;北角的爱国凶徒问记者,“你是不是爱国记者”。从这些表现就看到两制深层次矛盾在哪里:我们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他们崇尚服从权力的集体主义。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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