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中死了多少人？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县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